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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论域中的“大革命”观
在新近一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上,罗志田对清季中国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的“大革命”观进行了深入探讨.
罗志田说,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众多而频繁著称,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革命的时代”.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一个“大革命”.它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层面的“暴力行动”,而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并往往诉诸于非常规的方式.革命之“大”,可以体现在历史意义上,也可以表现在范围的宽广上,还可以反映在其持续性之上,不一定就是一次性的.重要的是,这样的广义大革命往往超越被视为狭义的政治革命,而与改良相通,体现出显著的非暴力倾向.
从一些身临其境之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可以一窥“大革命”的一些特点.
梁启超在进入民国后就一再强调：清季“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后日称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虽具体主张各异,却也都是一个共同运动的组成者.与梁启超辩论的革命党人吴稚晖,就明确把革命与改良视为同义词——“革命者,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若“略改社会之小习惯,即小革命”；进而能“骤然全体争改易其旧习惯,即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无时可或止”,也就无所谓“告成之一日”.可知吴氏也提倡一种全面彻底而持续的革命,与梁启超视革命为“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大体心意相通.蒋廷黻的“大革命”与傅斯年所谓“近代意义的革命”,也基本异曲同工：革命的“广义”基础,即在于其以一切方面的“相互改革”所构成.这虽是“改革”,却比一般人眼中的政治“革命”更为全面彻底.
杜威在1928年游俄之后,就反复强调俄国发生的是一场革命,其意义比俄国革命者自身标榜的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更重要.那一革命的本质在于其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这或许并非参与和推动革命之人努力所致,也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想见和希望的.盖正是这革命使俄罗斯民族意识到,他们自身就是塑造他们终极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对很多中国读书人来说,这样一种全民的自我意识及其伴随的巨大能动力量,可能是最重要的.胡适稍早在新俄也有与他老师相类的感受.“做新民”于是成为他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
在超越“你去我来”的改朝换代这一“近代意义”上,革命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解决社会问题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这样,革命被认知为一种更多针对未来而非过去或现状的开创性举措,其意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通常从“马上打天下”进入“下马治天下”的时期后,统治者便不再提倡破坏.但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即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领域之外的各类“革命”仍得到广泛的提倡,且常为统治者所容忍.
罗志田认为,“革命”不仅不一定是政治的,而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们更多分布在不同的有限范围内,或可以是积少成多的.这正是近代中国大革命的重要特性,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而可分割的,后者尤其为那些踌躇于流血局面之前的读书人提供了可以既革命又不必直面暴力的选项.
从清季开始逐渐形成的“大革命”观（其“大”主要体现在全面、彻底、持久）,因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进化和改造相通的,多少具有建设的意味.这样的广义“大革命”观延续了很久,转变成一种相对抽象的思路,成为许多提倡各类具体“革命”之人的一个重要预设.而“革命尚未成功”的流行声浪,又揭示出“大革命”在时空层面皆是可分也可合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广义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其造成的最终改变却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廖述务）
“皇权不下乡”的背后
任剑涛在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解释“皇权不下乡”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
任剑涛指出,国家与社会相对而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不是说古代社会就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状态,在古代,国家与社会之分流,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国家权力无法伸展到社会基层,而社会也无法形成限制国家的力量.就前者来看,古代的国家权力之所以无法伸展到社会中去,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有限,在产品满足人们低水平的生活要求、提供给一个有限度的国家以运作手段之后,便所剩无几.因此,国家无法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多触角、到基层的控制体系.
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只好将社会的自然秩序作为社会控制的当然方式.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于是便出现了皇权、相权与绅权并立,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也就此自然划分出皇权、相权代表的国家权力,绅权代表的社会权力体系.
任剑涛认为,一种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随意支配公民社会生活,只能行使公民们交付的部分权力,公民们保留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并自主、自治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这种体制源自中世纪晚期,但正式落定是在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最终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力.最初,资产阶级以保护财产的名义,要求国家权力尊重公民的财产权.由此出发,推动垄断性国家权力的分享进程：对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以便有效限制国家权力,使其不能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到后来,这一逻辑延伸到所有公民身上,成为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构成了一个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以社会限制权力的规范体系.
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建构一样,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绵延过程.
从社会的纵向发展审视,不能指望社会建设一蹴而就,成为秩序井然且能与国家划界而治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其支撑国家权力有序运作的社会基础,究竟是厚是薄,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构成与现实状态.所谓“厚”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十分强大,已经毋须国家的扶持,就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边际行走,自如地发挥社会的作用,并对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一种雄厚的支持作用.所谓“薄”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长期无法坐实,社会必须经由国家权力的强制塑造,才足以维持基本的秩序,一旦国家权力稍微松懈,或者不在现场,社会就陷入一个紊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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