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璜看约翰·克莱尔对拜伦改写》：本论文可用于克莱尔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克莱尔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的诗歌“唐璜：一首诗歌”呈现出对拜伦原著的诸多改写.被边缘化的克莱尔一直挣扎在诗歌创作的偏见、同行施加的焦虑以及资助商的干涉之中,无法融入贵族主导的主流社会,成为被排斥的他者.通过模仿拜伦代表作《唐璜》,克莱尔弱化了拜伦的中心地位的目的、再建构了自己的创造空间,从而实现了讽刺暴力的圈地运动、虚伪的女性形象以及庸俗的商品写作的目的.
关键词：克莱尔；《唐璜》；身份；去中心；改写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1-0032-09
1. 研究现状
纵观英格兰的文学发展旅程,我们发现农民诗人的数量少之又少.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可谓是最重要的农民诗人之一,然而当阶级遇到民族时,我们很自然地将他归类为苏格兰的民族诗人,而不是为了英格兰农民阶层辩护的斗士.我们谙熟的描写农村风景的作品,如《墓地挽歌》、《四季》和《牧羊人日历》的作者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等都不是真正拥有农民身份的诗人,威廉斯（Williams, R）称“克莱尔不是英国第一位农民诗人,但事实上确是最后一位农民诗人”（Clare, 2013： 4）. 我们认为克莱尔是纯粹的农民出身并以农民身份创作的英格兰诗人.和此同时,作为农民诗人的代表,也是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他者群体.回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出版于1957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是伯明翰学派为工人阶级争取中心地位的“奠基之作”.然而,为农民阶级争取声音的作品则迟迟没有在批评界出版.事实上,英格兰的农民阶级从未停止争取独立声音的战争.这是一场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改写”则是这场战争中必备的策略.改写即是政治书写,在这个历史成为文本的时代,对既定文本的重新构思也是一种政治宣言.
乔治·拜伦 （Gorge Gorden Byron, 1788-1824） 和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之間存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关系：他们不仅经历着吻合度极高的生活,还都创作出诸如《唐璜》和《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之类的作品.那么二者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顺承的联系?
谢默斯·希尼称在这几个月里克莱尔写了两篇拟仿拜伦的戏谑之作《恰尔德·哈罗德》和《唐璜》,他再一次施展出多年前就有的模仿天赋,虽然使用的方式动摇不定,却奇迹般地让人不得不认可”（Gorji, 2008： 197）.国内外学者对《唐璜》这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关注度较少.其中希曼·科维斯（Simon K?vesi）和杰森·戈德史密斯（Jason Goldsmith）探索了克莱尔对拜伦的戏仿.在《男性,厌女症和市场：克莱尔的<唐璜：一首诗歌>》（‘Masculinity, Misogyny and the Marketplace： Clare’s“Don Juan A Poem）一文中,希曼·科维斯探索了《唐璜：一首诗歌》中体现出的“诗人”、“女人”以及“文学市场”的关系.科维斯将 和诗人做比较,指出19世纪早期动荡和冷漠的文学市场将诗人逼迫为 一样的角色.通过论证二者的相似性,科维斯指出克莱尔承认了男性诗人在文学市场所面临的威胁,还指出以女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众阅读群体对男性创作权威的挑衅和破坏.然而,我们认为科维斯过分夸大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作用,忽略了文本层面上《唐璜：一首诗歌》对于《唐璜》的细读,也没有从生平视角评价二位诗人的关系.杰森·戈德史密斯在《印刷的泛滥：约翰·克莱尔的<唐璜>和浪漫主义名人文化》（The Promiscuity of Print： John Clare’s Don Juan and the Culture of Romantic Celebrity） 中精辟地指出克莱尔独特的“农民诗人”身份是在工业化文化背景下确保其成功的关键.和科维斯相同,戈德史密斯也认为克莱尔从畅销书作者沦为不名一文的普通人的处境主要是由于女性群体造成的.遗憾的是,戈德史密斯对于克莱尔境地的分析稍显单薄,没有涉及到文化产业、主体身份、诗歌地位、资助人群以及女性公众接受五方面现实因素.此外,戈德史密斯阐述了克莱尔脱去农民标签所作出的尝试,却忽略了他从农民的视角争夺中心话语权所作出的努力.
2. 改写“中心”：“疯癫”和身份转换
在《当代英国诗歌的多元化和族裔化倾向》一文中,张剑教授指出,“当代英国诗歌常常指80年代以后的诗歌, 这些诗歌往往是后现代的产物.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 ‘去中心’, ‘去权威’ （张剑,2015： 35） 这些“中心”的是根据国别、民族、阶级、教育水平、性别等诸多方面定义的.我们不禁思考两个问题,在诗歌创作方面,那些权威都是哪些人物呢?从何时英国开始出现这种挑战“权威”的尝试呢?我们认为,这种模仿权威并试图超越其中心地位的尝试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已经开始.在英国这些所谓中心的原型就是受过精英教育的纯种的男性贵族,乔治·拜伦必然是这类“中心”的最佳人选之一.在这个时期,农民出身的克莱尔崇拜贵族诗人拜伦：“在还是学徒时,克莱尔找到了两个机会.其中一个在格灵顿,另外一个是在海珀斯顿的鞋匠威尔·法娄那里.法娄的哥哥汤姆是个水手,航海归来后邀请克莱尔帮忙誊抄航海日志：纪录了一个旅行者的经历,而这个旅行者正是拜伦”（Bate, 2003： 66） 拜伦对克莱尔的影响非常深,在拜伦去世之后,他始终没有走出悲痛的阴影：“文学出版前途暗淡,拜伦已经离去,但是对拜伦的记忆还留存在脑海中.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所有关于诗歌的荣耀话题都最终落在拜伦这里”（Bate, 2003： 267）.可以说,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璀璨的一颗明星,1794年从放荡不羁的叔父那里继承男爵爵位,1798年成为第六世男爵.此外,拜伦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完全符合受过精英教育的男性贵族这个要求,甚至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都将自己想象为是拜伦：“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精神病院病人们开始幻想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拿破仑,或者才华横溢的拜伦”（Bone, 2004： 7）,足见拜伦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
克莱尔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唐璜看约翰·克莱尔对拜伦改写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克莱尔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生化危机克莱尔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