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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选取晚清著名诗人、学者马君武的诗歌汉译本作为例证,考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译者在译诗中的语言选用问题,揭示译诗者和译诗的若干历史关联,旨在再现一部真实的文学翻译史,为晚清诗歌汉译史研究提供径路.
关键词：马君武；汉译诗；语言；文言；白话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5-0098-08
1. 引言
翻开《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1998： 447-448）,可觅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马君武《哀希腊》汉译诗,在其它翻译史专著（陈福康,2000；王秉钦,2004）中,难寻马君武汉译诗和“诗界革命”的若干关联,未见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理论史的深层挖掘.事实上,晚清以来的翻译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大都具有政治性.在研究文学翻译史个案时,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历史的背景去,除了政治背景外,还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文学史背景去（王宏志,2014： 8-9）.易言之,对马君武译诗语言的考察,必须放置于晚清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西方翻译史家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时代和地点出现；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故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Pym, 2007）.本乎此,研究者将马君武译诗个案置于从晚清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这一激剧变革的历史时期文言和白话共存的文学史背景中,描述、解释马君武译诗语言的选用,揭示译者和译诗的若干历史关联,以期再现一部真实的文学翻译史.
2. 问题缘起
自明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1637年翻译《圣梦歌》（李奭学,2008： 157）以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近代西诗汉译活动零散,多为个人自发行为,选材欠缺明确目的,语言形式基本选用文言,译诗形式上主要以中国传统诗歌为审美参照,力图借旧格律装新材料,对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几乎未造成什么影响（文珊、王东风,2015： 30）.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研究者认为,马君武可作一个例外,理由在于：一是,在汉译西诗时,选材目的非常明确,有文字为证.马君武赋诗、作文、翻译,“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莫世祥,1991： 395）.在译诗过程中,不免“窜改原作,以表达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柳无忌,1985： 8-24）.在译诗自序中,有文字存世,“予以乙巳冬归沪,一省慈母.雪深风急,茅屋一椽.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移译,逐尽全章.呜呼！裴伦哀希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马君武,2013：88）.可见,马君武最主要的翻译意图是借翻译抒胸臆,泄郁愤,表现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廖七一,2010： 74）；二是,译诗语言选用文言,但已非古奥文言,而是文言和白话的居间语言；三是,译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诗创作和翻译影响深巨.由此可见,在晚清开始出现的翻译大潮中,不论是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政治效用；二、市场制约（王宏志,2011： 190）.作为文学翻译的汉译诗,自不例外.显然,除了政治效用之外,市场制约理当成为译者的考量.基于此,马君武诗歌的创作和汉译,必须讲究诗歌唯美的艺术形式,必须讲究诗歌蕴藉的艺术手法,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心理,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的欣赏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一个观点：“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郑振铎,1937： 578）.就连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都认为,“此间富强之基和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1984： 119）.和马君武同为南社诗人的冯平,其观点颇具代表性,充分表现了处于封闭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妄自尊大的浅陋和传统的自我优越感的保守心理（郭延礼,1998： 13-14）,有文字为证：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因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
显然,郭延礼学术研究,主要囿于文化翻译史方面.因此,在其专著中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形式的坚守和挚爱,但未对西诗汉译的语言选用问题本身进行探索.西诗汉译者应该深知,其时译者必须充分发挥汉语古雅和白话杂糅的语言优势,借用古典汉语诗词歌赋格律,重新创作汉诗,让其成长在汉语语言文化的藩地.因此,译诗者选用的语言,理当作为一个突破口,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纵观中国翻译史,马君武译诗的语言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其在晚清翻译史上的位置不相称,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一个缺失.
3. 诗界革命中的文言和白话共存
1899年开始,晚清大学者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中国诗歌向来具有极为优秀的传统,产生许多十分出色的诗作.易言之,古典诗歌的系统最为完整严密,要想将它推翻最为困难（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新文学革命”阶段）.无怪乎,新文学的源头,其实在晚清而不在五四（王宏志,2014： 10）.
3.1 言文合一和文白共存
西学东渐以降,外来思想、言语和汉语文言不相协调,言文分离的裂痕无法迅速弥合.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认识到依靠清廷改革社会的绝望,积极倡导“新民”,主张教化“愚民”,必须做到“言文合一”.缘于此,晚清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基于“国语改良”经验,率先主张语、文合一,“盖语言和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和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890年以后,中国的开明士大夫从“启蒙”、“救亡”出发,倡导“言文一致”.
白话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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