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所知最早的中国语言地图》：此文是一篇中国语言地图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于最早的中国语言地图什么时候出现,似乎学术界没有过专门的研究.一般认为,1934年申报馆为纪念《申报》出版60周年而出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一幅《语言区域图》是最早的了.但其实早在1914年,就有日本学者画出了中国的语言分布图,足见中国境内语言与汉语方言的复杂性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
《语言区域图》是《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序图之一,相当于16开的图幅,除了图例与图上的注记以外,未另外加文字说明.根据图例与图上的文字可知道,该图作者将当时中国境内的语言分为汉藏语族、乌拉阿尔泰语族、南亚语族与南岛语族四大类.语族以下再分语系(恰与今天语系下面再分语族相反),其中汉藏语族再分为中国语系(即今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藏缅语系、汉台语系与苗徭(原文作徭)四种.乌拉阿尔泰语族则分为蒙古语系、土耳其语系(实即今所称之突厥语族)、通古斯语系三种.这两层分区可谓其荦荦大者.
再进一步的语言区域划分,其层次的称呼就不那么规范.或以“语”与“方言”的形式并存,例如在藏缅语系下有缅甸语(在缅甸境内)、唐古特语(今青海东南)、北阿萨姆语(在今西藏藏南地区)以及中国尼泊尔边界的喜马拉雅方言与毗邻四川的西藏东部的西番方言.蒙古语系以下则有唐古特蒙语,土耳其语系以下则有阿尔泰方言.又,汉台语系在境外则有安南语与暹语的标注.另外在西南地区还有猓猡语(即今彝语)、爽语(或系今傣语),在海南岛标注有黎语.
在中国语系以下则或称区,或不称区.称区的是官话方言以下的细分,如华北官话区.当是由于其时没有“官话方言”这个统一的提法,所以皆称某某官话方言区,而于南方各方言,则径标明为某某方言.
要之,该图的中国语系以下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与海南方言七类,但事实上暗含了六大方言的意思.其中华北官话区除华北外,还覆盖到了东北与西北地区,而华南官话区则囊括了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赣方言、湘方言在内,与今天对汉语方言的分法有一定差异.现在一般通称汉语有七大方言,即官话方言及吴、湘、粤、闽、赣、客等方言.也就是说,在《语言区域图》中,今天的七大方言中,有五种当时已经出现,但有两种,即湘语与赣语未被认定为独立的方言,相反原认定的海南方言在今天却并不独立存在,而被归入闽方言中.
十多年前,笔者曾在的旧书市场买到一本《最新支那分省图》,出版于大正三年(1914年)一月,作者为清末民初来华的日本人西山荣久.该图集第23幅图为《支那言语分布图》,该图亦相当于16开版面,以不同彩色及文字注记区分中国境内不同的民族语言与汉语里的各种方言.大致地说,在东北地区的北部有满洲语(今称满语)及通古斯语与北方支那官话并存,在内外蒙古地区则以蒙古语为主,兼有北方支那官话的分布.同时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地区还分别有喀尔喀语与乌梁海语的注记.在蒙古与新疆交界地区有喀尔玛克语(额鲁特语)的注记,同时在这一地区与唐努乌梁海地区还交叉有土耳其语的分布.在新疆地区则是土耳其语范围.在今青海地区则是蒙古语为主而间插有西藏语.在西藏地区分布着西藏语,但在其东部则标注有西蕃语字样.图例中将蒙古语、满洲语、土耳其语与通古斯诸族语统归为乌拉尔阿尔泰语.这一归类与今天语言学界的分类基本一致,但当时尚无语系、语族这样的分层级的称呼,无论高一级的语系或次一级的语族,皆通称“语”.
另外,图例中又将西藏语、苗语、猡猡语(即今彝语)、摩些语(今纳西语)与南越诸语合称为印度支那语,此则与今天的语言分类大相径庭,因非关本文主旨,此处不详加分析.作者在图说中另有说明云,中国少数民族除满、通古斯、蒙、“土耳其”、藏、苗、猡猡、摩些等八种语言外,还有白夷所用的暹语,噶尔查人使用的噶尔查语(不知是否是塔吉克语?标记在帕米尔高原上)等,种类颇多,在图上详密表示困难,所以图上将云南省西、南、东部诸族之语言以“南越诸语”概括之,又苗、徭、僮(以上三字原作犭旁)、黎等语统以苗语表示.
对于汉语,在图例中则分别为四种：官话、瓯语、闽语与粤语.也就是说,该图编者当时认为汉语可以分为这四种方言.其中官话、闽语与粤语与今天的概念相同,独有瓯语特别,与今天指称温州话不同,而与今天的吴语这个概念相当.编者西山荣久在图说中将瓯语等同于“浙江语”,可见他是以“瓯”来作“浙江”的简称的.大约他认为今天指称为吴方言的这一种汉语方言主要分布在浙江境内,小部分在江苏,所以不便称为江苏语,只能用浙江语称之.这种思路原无可厚非.不过他以瓯来简称浙江,倒是不合适的.在中国的传统上,瓯至多只宜指称浙江南部,甚至只限于明清时代的温州府地区,这一点西山可能不清楚.若以瓯语称浙江方言,还不如以越语指称更贴切,因为浙江大部分地区自古是百越所居.不过话又说回来,今天的吴方言这一定名同样也有偏颇,是以吴括越.所以我们如果不拘泥于“瓯语”定名的不准确,而只将其作为吴方言的另一种称呼,也未尝不可.
西山荣久还将官话、瓯语、闽语与粤语四种汉语方言进一步分为几种次方言.具体而言,官话分为北支那官话、支那官话、四川官话以及扬州官话、南京官话与徽州官话等类.除了将扬州官话与南京官话区别开来显得过于琐碎外,其实其官话方言的分法倒还是颇具超前性的,因为其分法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包括南京与扬州官话).至于徽州方言的归宿一直是方言学上的一个难题,或以为与吴语一类,或以为与官话一类.上述《语言区域图》根本不涉及徽语,今天流行的汉语方言七大类说也依然没有徽语的地位,因此就这一点看,西山荣久在官话方言中标注出“徽州方言”来,不能不说是颇有见识的.在瓯语中,西山分出松江方言(在图说中又括称其为上海方言)、宁波方言与温州方言三个次方言来,也大体得当.以近百年后的今天,对吴方言研究可算深入之至,乃有三区六片之说,两者之差别亦有限.
而对于闽语的认识,我们不能不说西山荣久比上述《语言区域图》还略胜一筹,不但将其分为福州方言(图说中又括称为“榕语”)与厦门方言,又在闽语与粤语交界处骑墙地标注了“汕头方言”的字样,同时还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标注为雷州方言,而将其归属于闽语.相反,《语言区域图》却是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方言单独列为一种方言,显然是不合适的.
至于粤语,西山将其分为广东方言与客家方言两类.这一认识不及18年后出版的《语言区域图》,后者将客家方言独立出来,与闽、粤方言并立,是一大进步.当然西山的《支那语言分布图》也与《语言区域图》一样,都未能分离出赣方言与湘方言来,而将湖南省与江西省的北中部地区都归于支那官话区内.另外,要注意的是,其时台湾因被日本所占据,未被纳入《支那言语分布图》中.
要之,《支那言语分布图》是我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中国语言与方言的分布图,此图似从未被学界所论及,以是特简要予以介绍,若作更深一层的分析,犹待日后.该图编者西山荣久是日本学界的中国通,清光绪三十三年(1874年)受聘于安徽师范学堂,担任历史、地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讲席.西山勤于著述,有《最新支那大地理》(1918年),《支那古代史》(1929年)、《支那的社会组织》(1931年)等著作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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