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本土化理论局限和功用》：本文关于本土化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内容提要：中国的文学研究所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研究文学还存在着诸多的 限,在本土尚未原发性创生出新理论之前,借鉴还是必要的.文学研究的创新应该兼顾历史和现代两个维度,在文学观念上采取历史和现代双轨制.历史虽然应该反思,但不可假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对于文学史只能是补充,而不可取而代之.
关键词：本土文化立场局限
中国的文学研究应该走什么路?有学者曾经提出要以“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反思“中国文学”学科,“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 作用”,要以还原“活态文学”等为“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但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为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路径,相反,倒有可能把文学研究引向一个新的误区.对此,笔者认为,所谓“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不仅其理论效用十分有限,而且可操作性也大可质疑.况且,指责“中国文学”学科是“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构建出的学科本位主义”的误导,也未必符合当时历史实际.
中国的文学研究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
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研究该走什么路,并不是某些学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裹挟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首先,文体革命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一直作为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丛小语”不被主流学界所承认.随着“ 战争”等令国人痛心疾首的惨败,中国学人开始质疑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文学的社会启蒙功用的反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发达的原因时,发现小说作为社会预言和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这当然有误读性夸大的因素,但总体说来,他们发现小说文体作为一种社会镜像,有着十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和非常充裕、自由的叙述时间还是基本符合文体实际的.所以,梁启超在其《论小说和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事实上,由于出版业的发达,更由于梁启超等学界领袖的鼓动、号召,据阿英《晚清小说史》提供的统计资料,从1901年到1911年,包括写作和翻译的小说,十年时间共出版一千种以上；而据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计算,应该在几千种以上.清末新小说如火山爆发式的崛起,说明了小说这种想象方式和叙述模式,已经成为人们观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最有效的工具被知识阶层所认同和接受.
如果说清末新小说还有旧瓶装新酒之嫌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所创作的小说,则是真正意义的新瓶装新酒了.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还是茅盾的《蚀》等,都是以全新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全新的艺术内涵.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文学内涵必然会要求以新的文学理念去阐释,而且事实上,鲁迅、茅盾们文学实绩的取得,在一定意义上,恰好是受西方新的文学理念的影响催生出来的.
其次,在传统文论中,推演不出足以覆盖、阐释新文学创作的理论.可以说,自梁启超等倡导“小说界革命”以来,关于小说的言述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具有建树的理论并不多.如果究其原因,没有严密、系统、逻辑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撑或参照,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譬如梁启超只是以“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佛家所谓的“熏”、“浸”、“刺”、“提”概略、描述性地言说小说的本质和艺术魅力,却不能够用精确的概念和范畴规范、分析、厘定,从而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启迪.再如对于创作论,一般学者还只是采取传统小说评点家的眼光和话语,用诸如“自有章法”,“有主脑在”之类的旧语来评论,旧的知识系统仍然是他们所能汲取的主要思想和话语的资源.如,成之(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为小说的分类：“从文学上观察”分为散文、韵文,其中,又分为文言、俗语和传奇、弹词.从“小说自其所叙事实之繁简观察之”,又分为“复杂小说”、“单独小说”.此外,还有什么“有主义和无主义”,纯文学和不纯文学小说的区别,等等.可以说,包括梁启超在内,此时关于小说的论述,由于汲取的思想、话语资源都是所谓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所以,普遍缺乏学理的辨析和逻辑的规范,譬如直觉的感悟式,辞不达意,似是而非,不善命名,言语混乱,基本是这一时期文论最常见的毛病.这说明,借鉴西方现代知识范型,学习严密的逻辑表述方式,的确是当时的当务之急.
还有,在倡导新小说之前,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的失败,也说明了传统文论已无力催生并覆盖和有效地阐释真正意义的新诗.譬如黄遵宪在其1868年所作的《杂感》中提出新诗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要“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并在《和丘菽园炜爰孝廉书》中夸张地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新诗应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关注和表现“诗外”的国家大事、社会状况,从而使之具有“左右世界之力”,应该说这在当时,已经是难得可贵的见解了.再如梁启超在其《诗界革命的三点主张》中提出新诗要“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但是,由于黄遵宪和梁启超们都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诗界革命”的纲领,他们的文论,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甚至是旧瓶装并不新的酒,总体说来,还属于在传统文论范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根本不可能起到催生新诗的作用.所以,“诗界革命”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也说明,仅仅依据传统文论的旧知识系统的理论言述,即便是热情有余,也会因学理不足而无效于创作.
因为,随着近代化社会的逼近,无论是古香古色的格律诗、章回体小说,还是感悟的,直觉的,随意的文论话语,都远不适应于时代社会文化的需要了.就是说,只有突破旧的知识体系,寻找和依据新的,有着准确的概念和范畴,严密的逻辑推论和思维方式的理论构架,才能拓展出广阔的理论想象空间,催生、阐释新的文学形式的理论话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所以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就是因为他借用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索隐派、考据派的知识系统,提出了一套新的艺术理论观念,对《红楼梦》给予真正意义的学理分析,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路子.所以,如上种种事实已经证明,单纯倚赖本国的知识系统和思想资源无法创生出足以催生和阐释新文学的理论,而借鉴西方已有的逻辑的系统的文艺理论作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参照,不仅能够事半功倍,而且为时 展的大势所需.
况且,并不是现代大学体制刚一建立,中国学界就全盘、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文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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