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台湾都市诗阶段性和蜕变（1930—2018）》：关于免费2018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2018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1930年以来台湾都市诗的阶段性发展和蜕变,并根据各时期重要诗人的都市诗写作策略,或美学特征,区分为五个时期：（一）萌芽期；（二）第一纪元：天空之城；（三）第二纪元：罪恶的钢铁文明；（四）第三纪元：末日的科幻城邦；（五）第四纪元：隐匿或无边之城.透过这五个时期的文本分析和比较,完成台湾都市诗史的建构,并由此形塑出华文诗歌的一个重要地景.
关键词：台湾；都市诗；工业文明；末日；网络世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60-30
前言 日据台湾
晚清时期的台湾,还是个相当典型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只有府城和几处商埠发展得较好,真正的现代化和都市化,都始于日据时期.日本占据台湾的初期,总督府是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施政方针,将殖民地台湾定位为重要的境外农业生产基地,从电信交通、公共卫生,到教育娱乐,所有的社会基础建设,皆以日方需求或利益为优先,某些建设方案,甚至会在台北城内先行实验,再实施于*.到了1930年之后,为了要支持侵略中国的庞大军需,台湾总督府才逐步推动了台湾的工业,同时加强都市化的进程.1936年8月27日,总督府公布《台湾都市计划令》,同年12月30日再公布《台湾都市计划令施行规则》,在1937年4月1日正式全面实施,这是台湾进入全面都市化社会的转折点（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将台湾人改造为忠良的日本人”为根本宗旨的皇民化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
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台湾都市诗①的起点始于1930年,适逢台湾本土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型为轻工业和制造业的时代,新兴蓝领阶层的工厂体验对社会写实主义文学而言,同样是新兴的素材,其中有少部分诗作对现代化和都市生活的冲击有较清晰的刻划,譬如杨守愚（1905-1959）的《人力车夫的叫喊》（1930）,此诗刻划了人力车夫面对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挫败感；杨华（1906-1936）在《女工悲曲》（1935）里描写了纺织厂女工的生活辛酸；杨炽昌（1908-1994）以《毁坏的城市》（1936）控诉台南市都市化的 感受.《日据 湾新文学选·诗选集》（1979）的主编李南衡认为日据时代的诗人“一般是农业社会的诗人,他们诗的题材大都集中在田园景物,连爱情和一般感情的表达都是田园风的.此外,很多诗人把各种职业的工作行为和社会事件写成诗,也有不少表现都市和工人生活的诗”②.他只说对了前面一半：他们大都是抱持着田园或农村意识的现实主义诗人,当他们面对1930年代新兴工业文明的冲击,最关切的主题仍旧是蓝领阶层的生活境况,其中并不包含现代化或都市化的概念,在那个当下,他们要表现的不是都市,而是以蓝领阶层为中心的社会民生议题.将之纳入都市诗的范畴,其实是我们的后见之明.
第一节 萌芽期（1930-1949）
杨守愚在1930年11月8日发表这首《人力车夫的叫喊》,当时台湾究竟是什么样子,可以从在地汽车的增长率,来还原创作此诗的外在压力.杨守愚是土生土长的彰化人,主要的文学活动区域遍布台中、彰化、台北,日据政府在1920年将台中厅和南投厅合并成台中州,辖区包括今天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直至1945年再度改制为止.在《1912-1931年各州厅别汽车发达概况表》③当中,台中州从1928到1930年的汽车累积数量是：1928年209辆；1929年396辆；1930年535辆,短短两年内增长了2.56倍.话虽如此,五百多部汽车分布在中、彰、投市区,其实并不密集.可在诗人眼里,汽车非但是现代化文明和都市化进程的双重指标,它更是传统劳力的杀手,它的象征性杀伤力绝对远大于现实.杨守愚则以汽车和人力车的“不对等角力”,借题发挥,透过《人力车夫的叫喊》强烈表达出农业社会的人力面对工业时代的机械动力时,令人不忍的挫败感和生存意识.此诗共有五段：
出尽了牛马似的气力,
流尽了珍珠似的血汗,
拉麻了两手,
跑瘦了双腿,
在那热日寒气中混熬,
在那风刀雨箭里挣扎,
也只能得到粗衣淡饭,
等等等
自动车声的一响,
弄得一天全无生意,
“怎么好呢?”
也只有轻看了自己的生命,
和机械去拼个你活我死,
也只有廉卖了自己的劳动力,
零星地挣来了一钱五厘
科学的发达,
容不得些儿抵御,
手工业的沦灭,
也是必然的趋势.④
带着几分悲悯,杨守愚透过浅显易懂的写实性叙述,刻划了一幕传统人力车夫跟现代汽车之间的困兽之斗,即使有可能只是一个偶遇而被放大的辛酸个案（毕竟当时汽车的数量很有限,未必能够吃下人力车夫的市场,况且“自动车”的班次、票价、客群难以考证,如今无法确认真正的影响层面）,但他已感受到一个“容不得些儿抵御”的资本主义时代（或今日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即将来临,传统行业的劳动人口终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空间,人力车夫是比较能够发挥和共鸣的意象,故以此为象征.可惜此诗对都市文明或资本主义经济却没有进一步描述,诗人努力经营的重点,是贯彻全诗的那一股卑微却不轻言放弃的生存意识,它被视为都市化进程中,小老百姓最后且多余的挣扎,这是相当典型的一种兼具社会写实和都市主题的书写方式.此诗的艺术表现不高,但它很敏锐、精准的切中大家未能关注到的、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都市化社会议题,当可视之为台湾都市诗的开山之作.
作为现代化重要象征之一的汽车,渐渐成为1930年代诗人的关注点,钟铭锋在《晨雾的街》（1935）描绘了这么一幅景象：“汽车生锈的爆音/奏着早晨的序曲/追随庞大的车身/消逝于雾里/污秽的柏油路胆怯重量的车轮等”⑤,他似乎对汽车出现在早晨上班的时段,显得相当反感,连当时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的柏油路铺设成果,都很不以为然.汽车和柏油路在当时都是新兴的事物,硬件维护应该是相对严格的,“生锈”和“污秽”二词,恐怕源自诗人内心对现代性的抗拒,也可说是一种莫名的厌恶和排斥,一如此诗所描述的晨雾,迷朦,却又那么具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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