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和和平外交策》：本文关于郭嵩焘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他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形成了理性的中西文化观和务实的和平外交策.他的思想和主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迷梦,面向世界近代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启蒙价值.
[关键词] 郭嵩焘；中西文化观；世界近代化；中国近代外交；和平外交策
[中图分类号]K254.3；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56-06
郭嵩焘（1818—1891年）是继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之后,“亲身走欧洲”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1876—187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零距离接触和考察了西方文化,并对近代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知,其知识视野和思想见解明显地高于同期国内的洋务派人员.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亲身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进步外交家.笔者认为,他的思想转变和主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迷梦,面向世界近代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启蒙价值.
一、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和西方近代文化体系发生剧烈碰撞的形势下,中国又发生了两次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内忧外患所引起的巨变,在这种“千古未有”之“创巨痛深”的感受中,洋务派为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郭嵩焘便是洋务派中主张全面学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觉者和先行者.
在郭嵩焘出使欧洲之前,近代中国具有爱国经世和开放思想的士大夫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龚自珍被认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智者”.[1].他一方面高举“经世”旗帜,“以学术言政求变,另一方面,复兴‘实学’传统,关注现实以求筹边御外之策.”.[2]他看到“西夷”的“奇器”对中国筹边御外“有用”,为此主张学习仿制..[3]其“经世实学”思想成为中国人“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4].林则徐肯于开眼看世界,承认西方有先进的东西.他认识到“不审夷情,无以制夷,”因而在查禁的斗争中能够“事事和属员求其实际.”他组织、编写了介绍西洋情况的综合资料《四洲志》,提出了“师敌之技以制敌”,以及编练“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新式水师的主张..[5]可见,他既坚持捍卫国家独立又勇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开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近代化的第一人.魏源发展了经世求实、因时变革和审夷筹边的进步思想,他把《四洲志》扩编成《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要“立夷馆”、“翻夷书”以“悉夷情”,然后学习其“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6]
19世纪中期,洋务派掀起了学习西洋先进技术的热潮.曾国藩认识到,“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往古”,中国自强需要效法西洋.他强调在“守定条约,以示诚信”的同时,应引进西洋的“制器”、“学校”、“操兵”,如“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排选幼儿出洋肆业.”.[7]126他在安庆创办的军械所乃其法洋自强之行动.左宗棠先在福建设立船政局,后在甘肃创立兰州机器局.他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7]145.他提出了海防和塞防并举的新国防观念.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8],要求破除“所学非所用”的传统“积习”,以“专设一科取士”的办法提拔洋学人才.[7]205；同时,以中外既定条约为基础同西方国家维持和平交往关系,便于中国学习和引进其先进的近代工业技术,促进中国洋务事业的发展.
郭嵩焘继承了洋务派代表人物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依据其西学新知识使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又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力讲求实学,反对“欺罔之风”
郭嵩焘亲历了战争浙东的惨败,他说：“当庚子辛丑间（1840—1841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和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9]在天津谈判期间,他写了《请推陈致理之原疏》,认为国家振兴的前提是必须破除积久成习的“欺罔之风”,研究内外实际情形,努力寻求“自强之术”.[10].当英法联军从海上入侵之时,郭嵩焘奏陈：“沿海侵扰,所驾火轮日行数十里”,实非一时之患,应“筹数十年守御”.在没有坚船利炮的情况下,尽快建立内江水师以补陆军之不足.后来,他筹划了诸如编练战船、设置厘捐、通达夷情、加强海防等爱国经世的实务建议,李鸿章称：“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郭）不居功.当时将帅欲得以为重.”.[11]243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1864—1866年）期间,针对各地官绅、民众抵制洋人入城事件时分析说：“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以速祸而召殃者也.”.[12]他还指出：“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等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13]他认为,对待洋人应当依条约而讲理,如果不明这种事理,盲目地反对和排斥洋人,就使中外关系不可收拾,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应当说,郭嵩焘反对不分事理地一味盲目排外和不负责任地抵制中国开放的态度和行为,在客观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符合中国近展趋势的.
（二）主张处理中西纷争时应保持清醒和理性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夕,郭嵩焘就感到“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这种清醒和理性的判断,比洋务派其他人物的同类见识都早.英法联军来北京换约之际,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又和英法联军进行通州激战,几乎全军覆没.这导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再签新约的严重后果.郭嵩焘指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和称兵,等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11]8就是说,他认识到,换约外交和侵略战争应有区别,折冲樽俎要“讲理”,应该重视国际谈判,理性媾和而慎重言战.作为治理边疆的国家官员,郭嵩焘主张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对外政策,显然是清醒和理性的.他激烈地抨击守旧派外交上的“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14]可见,郭嵩焘对于洋学知识极其注重和学习,对于中西纷争保持清醒和理性.在中国走向世界之初,他确实是为数不多的中国识时务知洋务的俊杰.李鸿章曾说：“当世知所识英豪,和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15]
郭嵩焘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和和平外交策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郭嵩焘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焘的读音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