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碳税、碳交易和行政命令减排》：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碳交易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行政命令减排是中国传统的碳减排手段,碳税和碳交易是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实践的两种市场化减排手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三种情形将可能并存.本文借鉴Sartzetakis的分析框架,用cournot模型将这三种减排手段统一起来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了各种减排手段下的社会总产出、社会总福利、单个厂商的产出以及利润等.研究发现,碳交易在减排方面的作用要高于碳税.行政命令减排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减排的主要手段,如果使用得当,行政命令的效果也可能会优于碳税和碳交易.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行政命令减排；cournot模型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但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减排国,2005—2010年中国减少碳排放达15亿吨.[1]中国的碳减排,目前主要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模式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的,[2]行政手段减排一般成本较高,灵活性较差,因此,政府越来越关注利用市场手段来减少碳排放,即征收碳税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09年9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的报告,提出中国可以考虑在未来5年内开征碳税；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大直辖市,外加湖北（武汉）、广东（广州）、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可以预见,行政命令减排、碳税、碳交易等方式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同时并存,因此对各种减排工具的深入分析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献述评
关于减排工具的比较,国外文献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Montgomery（1972）研究指出,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最低,如果排放权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市场能够实现竞争性均衡,此时整个污染控制区域可以实现总成本的最小化.[3]即在总量一定的条件下,排放权的最终配置和初始分配是互相独立的,政府无需知道各个污染源的成本函数,只需根据环境容量确定排污总量,市场最终能实现均衡.Stern（2007）指出,从减排的动态激励来看,排放权机制有效性更高.[4]Adly等（2009）认为,如果信息充分且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两类工具（碳税和碳交易）的作用效果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价格控制还是数量控制,都能实现企业总减排成本的最小化.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税收扭曲和收入分配效应等问题,则两类工具的作用效果将不再一致.[5]Pizer（2003）[6]、Hoel and Karp（2002）[7]指出,如果减排的成本冲击持续下去,那么税收的福利效果将不再那么明显.而Karp and Zhang（2005）则指出,限额排放权交易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冲击.[8]Murray 等（2009）指出,如果允许实施排放权的储存或出借,那么限额交易体制的福利效果将优于碳税.[9]
2005年,随着欧盟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学术界开始对各种减排手段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Boehringer C. （2006）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下,对比了欧洲采用征收排放税和实行排放交易两种不同方式在控制污染排放时的潜在效率损失,结果证明,排放交易机制下企业的减排效率更高.[10]Barbarak K. （2006）利用2005年欧盟排放市场的交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实际排放量低于分配给他们的排放许可额度,从而造成了效率的缺失.[11]Karl et al.（2008）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存在的串通行为,破坏了市场秩序,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12]
国内的碳税和碳交易均处于摸索阶段,现有文献大多是对碳税和碳交易进行分别研究,鲜有成果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而且由于受到研究工具的局限,目前的研究更侧重于碳税.对于碳税,主要是利用CGE模型研究开征碳税对产业部门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13][14]模拟各种碳税返还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5]利用计量方法对开征碳税的区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等[16].对于碳交易,因为中国目前只参和清洁发展机制的一级市场,因此实证研究主要是围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展开的.[17][18]
综上所述,现有的国内文献缺乏对各种减排手段的比较研究,而国外文献大多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而实际上重点监管的产业大多都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的.因此,本文将借鉴Sartzetakis（2004）的模型框架[19],将产品市场和碳排放市场进行分割,产品市场设定为寡头垄断结构,碳排放市场设定为完全竞争结构,并且考虑不同厂商之间碳排放能力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碳税、碳交易、行政命令减排等三种减排手段进行比较,重点分析各种减排手段下的社会总产出、社会总福利、单个厂商的产出以及利润等.
二、模型建立及分析
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假设有2个寡头垄断厂商生产同类产品.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式为：U等于aQ-12bQ2,则逆需求函数形式为：P等于a-bQ,Q为社会总产出,Q等于q1+q2,q1,q2分别为厂商1、2的产出,厂商的边际成本分别为C1,C2.碳排放的总量设定为,是由政府来控制的.
每个厂商的单位产量的碳排放系数为ρi（i等于1,2）.在考虑到碳成本内化的情况下,每个厂商都会采取措施进行减排,每个厂商可以通过减少产量或者是在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通过缩减自身单位产量的碳排放（用zi表示）来达到减排的目的.总的减排量为Zi等于zi·qi.按照Sartzetakis的定义,总的减排成本为Ai（zi,qi）等于ei（zi·qi）2.其中ei（ei>0）表示减排技术的大小,当其他条件不变时,ei的值越大,表明减排成本越高,减排技术较差.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政府征收碳税、实行碳交易以及行政命令减排三种情形下的社会总产出、福利以及单个厂商的产出和利润.
(二)碳交易
这里所说的碳交易指的是碳配额交易,这种情形比较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首先分配给厂商的碳排放额度分别为1和2,并且允许碳排放量自由在市场上交易.假设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供求平衡的,即碳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出清价格,碳交易价格用μ来表示,μ是由 ∑（ρiqi-ziqi）等于1+2决定的.此情形下,每个厂商的行为可以用如下的模型表述：
碳交易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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