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日医小菅勇生平续考》：关于免费菅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菅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2011年第6期《天津史志》刊发拙文《在天津为孙中山诊病的日医是“小管勇”还是“小菅勇”》之后,引起了日本神户市孙文纪念馆（日文写为“記念館”）馆长、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先生的关注.
2012年4月11日,笔者收到经由该馆主任研究员徐小洁博士转来的安井三吉先生信函.安井三吉先生在信中不仅同意笔者的看法,认为“在天津为孙中山诊病的日医是‘小菅勇’”,而且附信提供了和小菅勇生平相关的史料四种[1]和当年在天津的其他日医线索,希望对笔者继续开展研究有所帮助.这些资料,笔者均未曾得见,犹如吉光片羽,当为支持这一考证结论的重要佐证,且有助于判断一些关键细节.
笔者在感念安井三吉先生提携后学、慷慨赐教之余,再接再厉,又奋力检索到一些零星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不揣谫陋,对小菅勇生平进行了续考.舛错之处难免,敬请正之.
一、小菅勇在给孙中山诊病前,就曾被记载为“小管勇”
1924年12月7日出版的日文版《北京周报》（第139号）上,载有题为《小管勇氏来京》的消息,翻译成中文后的大致意思为：“曾在北京任职的小管勇军医正,在转任内地卫戍医院之后,赴德国留学,历时2年,并曾在德、英、美等国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今年8月份,他自德国东还.此次,其因军务关系,只身前来中国,将在北京从事和卫生相关的工作.目前,他已寄居于北京南池子土屋氏的家,并计划于近期在北京及汉口安家并开设事务所.”
从文中披露的“小管勇”曾在北京担任军医正、赴德国留学、完成学业后返回北京、住在南池子一带等情判断,其和给孙中山诊病的小菅勇的经历基本上是可以吻合的.
小菅勇在日本驻华公使馆升任二等军医正（相当于中校）后,于1922年退役.他随即赴德国留学,两年后返华之际,正值1924年底为孙中山诊病前夕.而小菅勇又于1925年在北京执业,那么,他1924年底实施开办医院计划,并开始筹备,是符合实情的.而此后直到1940年以后,小菅勇都曾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2] 有住房.
据此可见,《小管勇氏来京》一文 绍的正是小菅勇,只是并未写明其时为医学博士.
除1924年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刊《孙中山先生近状》一文中记载为“小管勇”外[3],1924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所刊《本埠特讯》中,也有如此记载：“日本小管勇医学博士,自北京来诊视孙中山先生病.昨今两次诊视,结果发表如左：本病系肝脏疾患,如肝脏之肿大,表面之凸凹等.虽卧床时常觉疼痛,于摇动身体之际,尤觉增剧.故安静治疗,殊为必要.心脏及肺脏虽强健,然脉搏较平常为多（今朝一分间,至九十）,本日无热.食思不良,便通和普通无殊.照若此之肝脏症状,从今日起,至少须有三星期之安静治疗”[4].
而1924年12月26日上海《申报》亦载：“天津电（二十五日下午一钟）：中山因病缠绵,致阻京行,焦甚.昨特电京,延日医小管勇氏来津诊视,据云：病性缓,亟宜静养避劳,医始有功,定有晨[5]调方测断,入京期约在开年初”[6].
由此可见,报章在小菅勇给孙中山诊病时,已记载其为“小管勇”,甚至小菅勇在给孙中山诊病之前,就有“小管勇”的记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写为“小管勇”就是正确的.
二、小菅勇1924年返华时是否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据1925年1月1日《北京周报》（第142号）开设的《北京邦人录》栏目所载,“前日本公使馆附医官、军医正小菅勇”的联系地址为“北京东华门内南河沿二十四”,电话“东局三四八零○号”.“东华门内南河沿”这个地址,即指南池子一带.
据1927年1月1日《北京周报》（第238号）开设的《北京邦人录》栏目所载,“小菅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小菅勇”的联系地址为“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电话“东局二一六、三一二”,还载有小菅医院的英文名称,即“The Kosuge Hospital”.
结合1924年12月7日《北京周报》所载《小管勇氏来京》和《昭和人名词典》（支那篇）[7]等资料综合分析判断,赴德留学两年的小菅勇1924年返回北京后,未能在日本驻华公使馆“续任军务”,而是凭借人脉关系,于1925年在北京开设了小菅医院[8].军医正也就成了小菅勇的曾任职务.
那么,小菅勇返华时,是否已经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呢?这一头衔在当时应该是很风光的,既是对小菅勇留学成果的昭示,也是可以直接和其诊病话语权挂起钩来的.凭借医学博士这个光鲜的身份来提高知名度,以便尽快重新在北京扎下根,这也属于情有可原,理应引起小菅勇的重视.
但是,1924年12月7日《北京周报》所载,却并未明确他的这一新身份,1925年1月1日《北京周报》所载,也未加挂这一新头衔,而是仍列其在日本公使馆的曾任职务以为介绍.因此,对于《昭和人名词典》（支那篇）中称他“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这个记载,也就不能不引起重视.
那么,1924年12月25日和1924年12月27日的天津《大公报》上相继称之“博士为日本名医”、“医学博士”的记载,又作何解释呢?有无夸大其身份之嫌呢?
据已见资料,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小菅勇是在德国完成了博士学业的课程后于1924年底返华的,而此时,其身份仍为在读的博士研究生.直到192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医学博士.但《大公报》在报道时,对此并未严格区分,导致其博士头衔前置.
试问,小菅勇若在1924年返华时已获得博士学位的话,大概是不会在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北京周报》上,忽略或刻意回避这一有利于为他带来超额收益的头衔的.而在1927年1月1日《北京周报》上,小菅勇果然是把医学博士作为招牌来炫耀的.也就是说,1927年之前,他确实获得了博士学位,才放心地“显摆”,而这应为名副其实的事实.
那么,小菅勇到底是何时取得博士学位的呢?就笔者提出的这个新问题,安井三吉馆长于2012年5月下旬回复称,在《日本博士录》（明治21年—昭和37年集,教育行政研究所编辑出版,1888—1964年,8册）中的第60页第3段找到了确切的答案：“小菅勇取得博士号的时间为大正14年10月29日”.大正14年即1925年.这一记载印证了笔者的判断.
对这个历史细节的考证,或许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坚守诚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诠释.即便是要重新创业、再找工作,但若还未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话,也不会欺世盗名.为人质谨不妄言,是可贵的品质,也是值得尊敬的.
三、是“小管医院”还是小菅医院
据张耀曾1928年3月26日的日记载,“三月廿六日读《前世界史》七十余页.早访何海秋,商借款事.赴小管医院诊病,不往诊者已三月矣.惟至今药未间断,拟请其给一处方笺,故复往诊”[9].当时,张耀曾正在北京居住.
小菅勇创办的小菅医院,是否一如张耀曾日记所言的“小管医院”呢?若当时人们俗称其为“小管医院”的话,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但若写成“小管医院”的话,应认定为误读或误植.
另据判断,小菅医院应为诊所性质的医疗机构,规模不大、人员不多（已知还有另一日本人,名叫今村俊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医院.
四、小菅勇最初来华时间
有记载表明小菅勇的英文姓名和早年在华情况：“Kosuge,Isamu小菅勇日本医师,1916年进中国海关”[10].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小菅勇最初的来华时间是1916年呢?从已见史料可知,1916年8月20日出版的北洋政府《政府公报》中,已开始有对小菅勇参加活动的记载了[11].
据考,日本外交官林权助第二次担任日本驻华公使的时间,即1916—1918年.林权助是1916年8月14日到任、并于8月19日向中国政府递交国书的.如此说来,时年38岁的小菅勇可能就是以医官的身份和林泉助一同到公使馆履新的,小菅勇的来华时间不晚于1916年.
五、“小营勇”的记载为误植
七七事变爆发后,小菅勇仍在北京（时称北平）行医,并在日本居留民团中任职.《北京卫生大事记》中称,1938年,他曾任北平防疫委员会中的5名日本顾问之一,但却写为“小营勇”[12].
不过,据1938年北平特别防疫委员会主席委员顾问名单,这五名顾问的名字分别为“梶本军医正、菊池齐中左【佐】,盐泽院长、令【今】村俊廉、小菅勇”[13].鉴于该书校对问题较多,“小营勇”的记载也应为误植,不足为信.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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