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家风险对中国在非洲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实证》：本文关于国家风险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针对国家风险是否会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本文在引入ICRG各类国家风险指标的基础上,利用2004-2016年中国对非洲32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风险并不会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在非OFDI的区位选择,而且中国企业对非洲的OFDI表现出市场寻求s效率寻求动机并存的现象.本文进一步将国家风险分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政治风险规避倾向,较少关注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但是对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中国的OFDI具有金融风险偏好性.
国家风险 区位选择 投资非洲
引言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398,8亿美元,是2004年投资存量的7.8倍；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3000多家,覆盖率达85%,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投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区位选择在2004年到2016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对北非的投资量占投资总量的40%,超过非洲南部和西部的投资份额,然而在2016年对北非份额仅占16%,非洲南部的投资份额竟达到44%.中国对非洲近年的投资由北部向南部转移的趋势明显,对北非国家投资额的减少是否和近年北非动荡的国家环境有关?2011年7月南苏丹的独立,如今苏丹的南北交界处认为冲突的多发地段；2012年12月以突尼斯为起点的“阿拉伯之春” 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亚等国家.2014年以来加纳遭遇财政危机和货币贬值；2015年埃及发布一系列的反倾销条例,并对华电焊条产品发起发倾销调查,這些都预示着非洲是一个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十分复杂并且不稳定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风险会怎样影响我国对非投资的区位选择?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帮为中国对非投资的风险评估提供依据,而且还可以为中国海外投资格局转变提供一些帮勘.
文献综述
关于国家风险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学者们均持有不同的观点.KittyK.Chan（ 2004）用东道国国家风险指数的方差作为衡量投资风险水平的稳定性,表明风险水平稳定的国家对投资更具有吸引力.相反Child and Rodrigues（ 2005）认为由于跨国企业由于适应了母国腐败、过多的行政管制等国家环境,东道国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反而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引力.而Wahl and Broll（ 2010）却表明,由于绝大多数世界跨国500强企业均能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来进行套期保值,所以国家风险并不是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外学者针对国家风险的研究大多从政治风险的角度出发,针对政治风险偏好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部分：风险偏好、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Kolstand和Wiig（ 2012）认为我国的FDI较多的分布到了自然资源较丰富,但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Ramasamy（2012）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回归发现,其中国有企业的FDI具有较明显的政治风险偏好.和此相反,高建刚（2011）、宗芳宇（2012）等学者均支持我国FDI是政治风险规避的,跨国企业也偏向制度良好的国家.赵青、张华荣（2016）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133个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对中国FDI成反比,即政治风险是吸引中国FDI的阻力因素.国外学者Duanmu（2012）的研究也发现中国FDI具有政治风险规避特征,投资倾向于政治风险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且国有企业的政治风险承受能力要比民营企业更强.然而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FDI是风险中性的.Quer（2012）用中国大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政治风险对于中国大型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样,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利用中国2003-2009年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也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风险对其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影响.孟醒和董有德（2015）发现无论国家处于何种收入水平,社会和政治风险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三点：第一由于样本、时间跨度和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同,在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否对我国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第二当前对国家风险对中国FDI区位关系的研究,限于从政治风险的角度分析,然而国家风险的评价体系涉及指标较复杂,仅有少数学者从多元化的视角进行探讨.第三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家风险和中国对世界的FDI区位选择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对非洲各中低收入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更为细致的考察东道国国家风险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将其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多个维度分别进行影响度分析.第二为了聚焦于一定区域的特定国家,所有东道国国家均选自非洲,更具体的结合非洲国家的国家环境进行分析.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使用存量或流量表示投资状况,本文使用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数据当做被解释变量.主要原因有几下两点：第一中国对非洲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变动较大,不利于稳定性的分析,第二流量数据较多出现零值和负值,不利于实证的分析.
（2）关键自变量
1.国家风险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如果不稳定的话,会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收益.国家风险一般根据特定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进行度量,通过比较最终结果的大小确定风险的高低.本文引用学者较多使用的ICRG指数来衡量一国的国家风险指数,ICRG的评价系统包含22个经济指数并将其分为三类,包括12个政治指数,5个经济指数和5个金融指数,然后合并成一个综合指数CR -0.5×（PR+ ER+ FR）,式中PR为政治风险（总分100点）,ER为经济风险（总分50点）,FR为金融风险（总分50点）,风险指数越高风险越低.
国家风险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国家风险对中国在非洲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实证为适合国家风险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国家风险评级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