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多重困境》：本文关于国民党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王子壮曾长期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秘书,亦有国民政府部会任职的经历.他留存的《王子壮日记》为考察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与弱党执政等“党国”体制中的问题,这些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组织动员模式徘徊于苏俄式政党与西方政党之间,从“革命”到执政陷入重重困境,这是导致国民党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王子壮日记》；国民党；革命；执政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8-0131.13
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200235）
中国国民党统治大陆二十余年,且不论是否算得上“全面执政”,但由此带来的“党治”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这种党治模式的合道性来源于“革命”.正如汪精卫在1924年所言,中国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又非“党”不可,只有中国国民党“足以当之”.而胡汉民认为,无论党从事的是“破坏”还是“建设”工作,都要充满革命精神,“失了革命性,接着一定要失去领导地位”.在国民党领袖的眼界中,党治的理想状态是兼具“革命”和执政两面,抑或是保持革命性的执政.除了执行层面上的问题,党治的意思是否如此简单确定,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小疑问.陈之迈算得是“当代人治当代史”,他发现国民党虽然有了十余年的党治经验,但一般人“对于‘党治’在中国尚相当模糊”.这种模糊的感觉,不仅在党外,也同时在党内存在.党治不仅涉及“党”与“政”之间的关系,也关乎“革命”在党治框架下的定位问题.
虽然“革命”主题在近一二十年里逐渐淡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中心,但特定言说或行为层面中“革命”的义涵尚待详审.从1950年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对于1927年之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研究,最明确的定调就是“反革命”.而台湾地区的研究恰恰相反,大都标榜国民党及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唯一革命性和正确性.从1970年始,美国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情转向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突破此前“为何失去大陆”的讨论,对国民党的性质、派系问题和执政能力有新的认识.尤其是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与《毁灭的种子》两本著作,提出国民党革命精神消褪的命题,其论述框架的影响延续至今.近期,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史研究渐成显学,新著层出不穷,关于国民党内部结构的探讨愈益深入.总体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制度和群体层面.本文尝试通过“党人”王子壮的个人记录,探索国民党内部对党治、训政（执政）、革命和派系等问题的思虑所在,或与当下研究者的一些观点有所不同,希望能为国民党史和民国政治史研究增添一个内部视角.
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1）,王子壮生于山东济南,祖籍浙江山阴,少年时入济南德文学馆,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专攻法律,并受五四新思潮影响.1923年王子壮学成返回山东,任法政学堂教师,并加人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起,王子壮在山东从事党务活动,任省党部执委会常委兼青年部长,主持民众运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子壮随丁惟汾至南京,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冬,兼任监察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又任铨叙部政务次长.1939年,辞党部秘书职.1948年8月,王子壮在南京逝世.他年少时即奉父命写日记,此后时断时续,从1935年至1946年7月保存有完整日记.1999年,王子壮留存日记由其家人捐赠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由该所影印出版,计10大册.
通阅《王子壮日记》,尤其是1935年之后的部分,可以清晰感受到,此中虽有“作圣”的意味,但其中记录的各种事件内容和自我观念的表达都有相当率性的成分,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昔人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及易.”王子壮在国民党高层的“局外”,但由于其执掌事务接近“党国大佬”,所议之事有一些还属“高层秘辛”,故他既是国民党高层政治的观察者,又是局内人,且无明显的党内派系归属,游走于局内外之间,知人论世或有真切所在.《王子壮日记》是研究国民党史的新史料,除少数学者进行较深入的运用之外,尚鲜专题性解读.本文从《王子壮日记》出发,关注其自身的视野和心态,以讨论大陆时期国民党执政经验中的“革命”纠结.
一、国民党的“党治"与“革命性"的消褪
1948年夏,国共内战攻守易势,双方在东北战场即将面临战略摊牌,国民党败象渐露.此时,深受信任的张治中以《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为题,上呈蒋氏一通长篇谏言书,痛陈失败之原因.张治中指出,“自本党执政迄今,二十年来实犯两种最严重之错误”,即“本党不革命”和“本党不实行三义”.他以为,这两大造因从国民党完成北伐而取得政权后即埋下.
张治中所思,大半是“党国”政权面临危机关头所出,不过在更为“纯正”的党人看来,张氏长期以来未必在党内有多么革命,或者说被归于党内黄埔系的他,在别派人眼中不一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革命形象.王奇生认为,在1920年代,均以“革命’’为诉求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和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互相均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不仅党际之间如此.国民党内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亦丝毫不逊色.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革命”成为神主牌,此后党内的左右分化和人事矛盾,惯用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手是“反革命”,不管实际政治效应如何,至少能在意识形态上占些优势.从北伐后期至1930年代初,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尖锐,因而出现许内“反革命”,他们“反动”的程度丝毫不比国民党的政敌弱.
国民党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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