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间大爱，赤子情怀》：本文是一篇关于赤子情怀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从一九九○到二○○九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刘再复的写作,包括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内的文字,几乎都离开了简体中文的阅读圈子,而这二十年正是他写作又一次爆发的高峰期.他写作了大量散文,可惜只刊于海外繁体中文的报刊.这些散文在海外华人社会获得巨大的声誉和影响.今次由白烨编次、三联书店出版的十卷本《刘再复散文精编》问世,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刘再复跨越三十多年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就这样,一位在文学和思想的大地不知疲倦的前行者、探索者在简体中文的世界迎来了平静的回归.这套精编兼有刘再复八十年代的创作,但主要选自海外时期的作品.对简体中文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呈现了刘再复在散文园地持之以恒的辛勤耕耘,画出了他的思想、人格和精神追求在社会历史和人生转折的危急关头的蜕变、升华、重获新生的清晰轨迹,也表现了他散文艺术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自我超越的勇气.
像人们熟知的那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 ”结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世界观逐渐统一了之前思想和价值观相对多元的局面.尤其是正值“长在红旗下”接受中学乃至大学教育的那一代人,更是接受了它的全部教诲.显然,刘再复不是那一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不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大批判”年代他所写的批判文章,所写的散文,除了能够看出他是“又红又专”的里面特别优异而更胜一筹以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要从里面寻找像他日后文章的那种思想锋芒,一定是失望的.就那一代人“ ”结束之后的思考和探索而言,思想的起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刘再复能够走得特别远?是什么因缘使他在那个年代不是被动启蒙而是先人一步自我启蒙?例如,他的创新文学理论如“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以及大量的批评实践,走在了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最前沿,领唱了文坛思想解放的多声部大合唱.不假思索的回答可能是,他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当“ ”结束思想解放的要紧关头,他在接近中枢的社科院,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可是当年得天时地利的人也有很多,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只是跟着时代社会前行而已,但他却有破有立,既破除理论的旧框框,又创出了更为时代社会欢迎的新思想、新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同一时期的先知先觉者一道,塑造了现在被称为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他不但是得风气之先,更是创造了风气.他是那个时代思想氛围和理论创新风貌的塑造者.八十年代末他去国远游,不但没有沉默失声,反倒如重生一般再次爆发,思想的探索走得更远,文学的创作更开一片新天地.
刘再复将自己去国前后的两段人生看成“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他经历了从高峰跌到谷底的变迁,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道路.“第二人生”的比喻恰如其分.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不必说,如学开车、学认路、学语言、学剪草等当然是题中应有.更体现思考和写作前后变化的是,他放下了身处国内时期理论的“前沿”,不再立于山巅引人注目,不再做批评理论大厦的建筑师.如尚未完成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他放下了；他的散文写作洗尽铅华,明心见性；他的学术探索,更见思想锋芒和个性.散文从“第一人生”时期讲究辞藻、讲究气势到“第二人生”时期讲究性情、讲究思想的穿透力.这些都是喜欢他的读者能够感受到的里里外外的巨大变化.那么,在变中有没有不变的呢?如果有,那不变的因素在变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认为他有两种品质数十年来始终不变,前后如一：他有发自天性的爱心,他喜欢至纯至朴的事物.前者为大爱,后者为赤子.这两种品性构成了刘再复散文境界不断升华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成为打开理解他人生变迁的钥匙.
一九 年刘再复从厦大毕业加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说：“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除了这些学术元老外,胡乔木、艾思奇、周扬、胡绳也同属刘再复的思想学术偶像,可是他们身当“ ”,处于“横扫”之列,不是“牛鬼蛇神”就是“黑笔杆子”.当“扫帚”横扫这些红色的学术前辈的时候,刘再复是怎么想的呢?《胡绳纪事》追述了这颠倒变幻对于立志献身人文学术的这位年轻人的冲击：“为此而想不通,为此而坐立不安,为此而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辛勤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推入‘牛鬼蛇神’的深渊了.他们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他的爱心和对事业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心倦》一文描写了他觉悟前夜的心理状态：“第一次感到心倦是在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已被‘文化大革命’折腾得没有多少力气了,又到河南‘五七’干校.在干校里白天要干重活,晚上又要搞‘清查运动’,每天都要念几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几十遍‘最高指示’,向清查对象‘攻心’.等这样数十年把心交上交下,掏进掏出,洗来洗去,老处于革命和被革命、攻击和被攻击之中,的确太累了.这种累,正是‘心累’.”
心倦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和尚撞钟,而是厌倦眼前挂着革命名义的无聊把戏.正是从厌倦于外在政治表演的心生发出大怀疑,生发出追问于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索,日后刘再复的人生境界的升华、思索越走越远,如追溯到初始的那一点,我以为是他的爱心.仁爱之心不仅普施万物,亦能唤醒辨别是非曲直的“智的直觉”.思想批判而至于将厕纸篓扣到被批判者的头上,有爱心者纵然不能判别所辩者的曲直,亦自然意识到这种思想批判方式的不公不义,进而看穿它只不过提供给灵魂丑陋者一个表演的场合.当初以“五老”为自己学术追求目标的刘再复,能甘愿在这种无聊的折腾中沉沦而不思考生命的意义?爱心初发,可能不够深刻,但它不仅是一切善的源头,而且也是一切思考和智慧的前提.正因为如此,“ ”倒台后,他夜以继日写下大量揭批“ ” 路线的文章,积极参和当时思想和理论拨乱反正的合唱.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有“遵命”的味道,然也是他当时真实的见解和心境的体现.亦是出于仁爱之心,使他觉悟到过去大批判的一套,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欠债太多,亏欠太多.他当上文学所所长最先做的大事,就是主办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还俞平伯一个公道,也是一个面向知识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公开姿态.他怀念孙楷第的文章—《还不清的满身债》是他良知自谴之情的真流露.中外闻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楷第原藏有一万余册古籍图书,包含不少珍本善本,但“ ”中迫于形势,不得不卖和中国书店和废纸收购站,得钱四百余元.“ ”之后,老先生逢人便诉如祥林嫂,欲讨回故书,直至临终前,还在手心画个“书”字.这令人心酸的一幕是刘再复的亲历.他写道：“他去世后,我和他的夫人按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当时,我心里除了有一种凄凉感之外,还有一种负疚感：我没有力量和社会一起还给孙先生这笔债,是书债,也是心债.他写在手心的‘书’字,是永恒的请求和永恒的呼唤,这是瞬间的遗嘱,也是永恒的遗憾.”源于仁爱之心的负疚感也是刘再复学术探索的动力之一,他对巴金《真话集》的一再评论,《罪和文学》的写作,他关于文学应该有忏悔意识的灵魂维度的见解,都是最好的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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