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60—70年代前朦胧诗发生探源》：此文是一篇朦胧诗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近年来,关于“朦胧诗”的发生,人们的视线已经探寻到了历史的更深处,逐渐地从1970年代后期的《今天》杂志追溯到了“ ”之前、1960年代中前期的若干写作小组,大致说来,“‘朦胧诗’——《今天》——‘白洋淀诗群’——食指——‘X小组’和‘太阳纵队’”这样一条逆序反推的诗歌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有的研究者将“朦胧诗”之前的这些诗歌存在称之为“前朦胧诗”.“前朦胧诗”既和“朦胧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很多的“朦胧诗”作品其实是在“朦胧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早已完成的,但“前朦胧诗”和“朦胧诗”又不尽相同,不宜等同视之,它们要更为驳杂、丰富、多元,“朦胧诗”可能只是“前朦胧诗”的成果之一（虽然是最重要的成果）?譹?訛.总体的看,“前朦胧诗”的写作主体是一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其诗歌活动多是以一个个诗歌圈子的形式存在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诗歌实践自然属于“非主流”,是隐秘、地下、秘密交流的,呈现出诸多独特的文化特征.本文拟从社会、家庭、朋友圈子、精神成长、生理阶段等几个方面对“前朦胧诗”之所以发生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辨析,以期对其内在特质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一、 高压社会中的“缝隙”和“盲点”
1960—1970年代的中国总体上看处于高度政治化的年代,社会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异质性”话语和思想的空间非常狭窄,但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也有起伏波动,也有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非重点人群的分别,简单地说,社会不可能是完全的“铁板一块”,或者说,即使是在表面看来“铁板一块”的状况下,也仍然是有“缝隙”和“盲点”的.其实,哪怕是在社会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它也仍然有着权力不能完全掌控的区域存在,因为“人”、“人的思想”这种最具能动性、自主性的存在总不会完全按照某种指定的轨迹前进的,它是最难以强求一律、整齐划一的.而这,正是“前朦胧诗”所出现的前提和可能.其中的区别在于,在“缝隙”较大、“盲点”较多的情况下,这种异质因素会更容易出现、存活、生长,否则它将面临严酷、苛刻的生存环境,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
实际上像“前朦胧诗”这样的诗歌圈子、写作群体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诸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派”、“中国新诗派”等皆是如此、不胜枚举.它变得颇为“少见”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大大加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具有自由结社性质的“小团体”往往被视为“非法组织”而不再具有合法化空间.在思想上,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处于一种亢奋而乐观的对“新社会”、“新中国”的想象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人们投身于一场激烈的前所未有、超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中,传播媒介所宣传的压倒性的是关于社会进步、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和范例,人们也因此陷入了集体性的“乌托邦狂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的形态是“赞歌”和“战歌”,其情绪是昂扬、奋进、热情、激烈的,不可能有冷静的反思和深入的思索,和此不同的声音也很难出现.当然,也应看到,虽则建国之后政治、社会的发展是在往激进、“ ”的方向发展,但其中显然也是有阶段、有起伏的,比如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度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对社会生活的激进改造.因而,社会控制也会出现时而的“松动”,甚至造成某种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假象,会出现和主流所宣传的（也是唯一被允许,具有“合法性”的）思想不尽相同的声音,我们所谈论的“前朦胧诗”大都属于此种情况.此外还应该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前朦胧诗”的这些年轻人身份比较特殊,大多身居京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一点并非不重要）,出身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社会等级序列中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能够接触到权力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过程、内幕并感知到其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又往往自视甚高,有较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变革现实和挑战权威的冲动,所有这些情况也便成了出现“异端”的“现实基础”.60年代中前期的“X小组”和“太阳纵队”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当然,这种暂时的“真空”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例外”,当权力系统运作正常、很快便回复常态的时候,这些异端马上会遭到“铲除”,他们的参加者如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的被打入另册、遭受厄运——死亡、疯狂、 、劳改——也便在所难免了.
“ ”期间显然制造了极大的社会“裂隙”,在这一时间,青年学生似乎也的确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 ”和“自由”,享受到了言论、结社、集会等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审判别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剥夺别人的生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根本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自由”是缺乏“正当性”、缺乏法理基础、缺乏自律的,因而它必然是无序、混乱、盲目的,并不是对人的权利的维护而是践踏,这种情况下是人人自危、毫无安全可言的.所以,这样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当时的社会管控当然也出现了问题,有了很大的管理“盲区”,各种不同思想生存、生长的空间有所胀大.不过,这实在是一个“政治”而非“文学”的年代,“战斗”气氛高度感染了人们的情绪,难以“沉静”下来并对世界进行有距离的审视和反思,因而也很难出现有个人特征和发现的诗歌作品.在“红卫兵”大潮过去以后,方可能更具产生个人化话语的可能,食指、杨三白等人的作品便产生于这一时段.当然,“红卫兵”们还没有来得及立定脚跟、平心静气进行思考,另一场大潮已经汹涌而来,这便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制造了更多的“缝隙”,它对于新思想、新诗歌、新文学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城市到乡村的巨大位移,革命理想的破灭,从社会中心被抛弃、放逐、无人管顾的感觉,生活和思想方面的不适和重新调整,前路茫茫等种种的问题都使得此前高涨的政治热情不得不面临重新“评估”,而其结果往往是对此前观点和立场的否定,是从“幼稚”走向“成熟”.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政治氛围的趋于淡薄以及农村的相对沉寂封闭,个人“政治前途”变得日益渺茫,“政治”已经很难承载和寄托许多人对人生、对社会、对未来的想象,而文学,一定程度上是在“乘虚而入”,担负起此前政治所承担,而现在已经难以为继的“想象人生”的功能.一方面是远离“政治”,另一方面是接近“现实”,这种变化让他们离内心、自然、人性更近,也在一定意义上和真正的文学距离更近了.至少,文学是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了另一个世界,为年轻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对待人生的方式.此外,文学是无功利的（相对而言,谈论政治还有一定的风险）,它虽然不见得“有益”但一般来说是“无害”的,这也是最初他们选择文学的原因之一.
朦胧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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