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哈马斯的新纲领说了什么》：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哈马斯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5月1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布一份经过四年内部讨论的《纲领及政策文件》,这是哈马斯自1988年发布《哈马斯宪章》以来发布的第一份政策性文件.其中,这份《纲领》显示,哈马斯第一次明确表示有意接受“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有分析认为,哈马斯改变过去“不承认以色列”和拒绝巴以和谈的立场,有利于未来的巴以和谈进程,有助于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事实会是如此吗?
并未摒弃原有的《宪章》
1988年,哈马斯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发表了《哈马斯宪章》.《宪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文本的“伊斯兰特征”,比如明确哈马斯的指导思想“源于伊斯兰教”,将自身定位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并号召通过“圣战”方式来促成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在《宪章》中,哈马斯公开提出“真主是目的,先知是榜样,《古兰经》是宪法,圣战是道路,牺牲是理想”的口号,将巴勒斯坦视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财产（“瓦克夫”）,认为巴勒斯坦主权属于真主,以色列和犹太人是哈马斯的敌人,反对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针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和谈.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根据《宪章》将哈马斯定性为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尽管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哈马斯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表现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一面.比如,在2004年,迈沙阿勒曾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秘密达成谅解：哈马斯不再实施自杀式袭击,换取以色列不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在2006年,哈马斯参加了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还积极鼓励哈马斯支持者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学参加学生会选举,以争取巴勒斯坦学生群体对哈马斯的支持.哈马斯发言人巴赫姆说,新的纲领文件为哈马斯与外界连接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要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哈马斯不是激进的,而是务实的、文明的运动.而按照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奥萨马·哈姆丹的解释,《纲领》并不是为了取代《宪章》,而是针对新时期的形势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
政治理念的巨大调整
《纲领》在许多方面确实与《宪章》有明显差异,反映出哈马斯内部政治理念的巨大调整.首先,《纲领》对“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进行了区分,不再将所有的犹太人视为“敌人”.《纲领》称,哈马斯明确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团体的冲突,并不是与犹太人出于宗教原因的冲突.哈马斯并不与犹太人进行斗争,而是与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斗争.其次,《纲领》不再高呼“伊斯兰世界”,转而专注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第三,《纲领》没有明言要“消灭以色列”,表示愿意考虑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自主的、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1967年6月4日停火线为边界的巴勒斯坦国家.第四,《纲领》没有提及被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转而突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推动哈马斯与埃及等国的进一步接触与和解,打破哈马斯当前面临的封锁和孤立局面.
不过,虽然《纲领》有诸多“新奇”之处,但是仍延续了《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首先,《纲领》仍将伊斯兰教列为哈马斯的指导原则.其次,《纲领》仍将武力视作解放巴勒斯坦的重要手段.第三,《纲领》仍拒绝承认国际社会在巴以和平问题上所做的外交努力,拒绝承认《奥斯陆协定》以及随后一系列协议的合法性.第四,尽管《纲领》表明哈马斯会接受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又主张在此地理范围之外的巴勒斯坦国家权利,这显示出哈马斯内部对于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地理范围可能存在分歧.
难助巴以破局
哈马斯发布新的《纲领》,其实是在内外压力下的顺势之举.首先,哈马斯领导层近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动,其中,领导人迈沙阿勒可能很快就会宣布“隐退”,外界认为最可能的继任者是哈马斯内部相对温和的伊斯梅尔·哈尼亚.因此在“隐退”之前,无欲无求的迈沙阿勒可以在最后时刻“任性一把”,适时推出顺应新形势的纲领性文件.其次,2007年哈马斯通过武力夺取加沙控制权后,由于面临以色列等方面的封锁,加沙地带经济发展乏力,民众对于哈马斯内部腐败的指责不断增加,加上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制裁（比如,停止发放加沙地区公务人员薪金）,哈马斯不得不寻求变通,以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第三,自2011年后,在中东教派矛盾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下,哈马斯由于自身的逊尼派属性,疏远了与伊朗和叙利亚政权的关系.同时,自2013年后,由于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暧昧”关系,埃及政府加大了孤立和封锁哈马斯的力度.更要命的是,去年土耳其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后,实际上断绝了对哈马斯的直接经济援助.因此近些年来哈马斯获得的外部援助减少,迫切需要改善处境.
哈马斯的新政策文件删除了一些激进的措辞,确实显得更加“务实”,使得外界重新燃起对实现巴以和平的希望.但是,未来无论是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还是巴以和谈实现突破,都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首先,巴勒斯坦内部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双方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主要由左翼世俗的政治派别在巴勒斯坦境外开展,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更多地依靠以清真寺为网络的伊斯兰团体来维持社会运行,哈马斯也就得以萌芽和发展.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民众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迅速壮大、影响力激增.1993年《奥斯陆协定》签署后,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得以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面临着与哈马斯争夺民众支持的客观現实.1993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在苏丹喀土穆秘密会谈,商讨建立统一的政治力量,但是哈马斯要求获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中至少40%的议席,法塔赫表示无法接受.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获胜,法塔赫拒绝合作,导致双方在加沙火并,最后哈马斯控制加沙,与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分隔至今.尽管在埃及和卡塔尔的斡旋下,法塔赫和哈马斯先后在2011年和2012年达成和解协议,但是时至今日和解仍未真正实现.究其根源,哈马斯一直以来都力图成为与法塔赫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而法塔赫则一直试图将哈马斯纳入自己主导的政治生态之中.哈马斯发布《纲领》后,法塔赫发言人回应说,在接受以“绿线”为基础建国这一点上,“哈马斯的新文件与法塔赫1988年的政策一致”,“哈马斯过去30年就这一政策批评我们是叛国,现在需要向法塔赫道歉.”
其次,目前来看以色列对此并不买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回应称,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此举“试图愚弄世界,其目的不会得逞”.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认为,虽然哈马斯的新政策似乎使该组织更接近于“两国方案”的国际共识,但它显然重申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对于以色列当局来说,将哈马斯描述为“恐怖组织”,意味着以色列时刻面临着来自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国内大选中有利于右翼政党的安全议题往往被突出,诸如以色列国内族群、教派、经济等有利于左翼党派的议题则被掩盖,右翼力量得以在以色列保持政治优势.同时,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标签,也有利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美欧以受害者身份争取到更多同情.自巴以和谈之初起,以色列就将自己的谈判对象定为法塔赫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政府,拒绝与哈马斯进行任何接触,并多次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此外,哈马斯的新政策文件也很难令美国和欧洲国家改变对哈马斯的态度.美联社认为,以“绿线”为边界建国是哈马斯的“权宜之计”,而非其解决巴以问题的最终答案.
哈马斯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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