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协商的学习、吸收和》：该文是关于吸收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协商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体系,2015年先后颁布指导协商实践的“四个意见”.意味着在政治和政策领域内,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式话语与实践特色的协商体系.中国式协商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两大背景,即中国已经进入公民权利时代和现代决策的双重趋势,解决执政的合法性与公众参与的非制度化两大基本问题,主要通过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中的协商资源、西方的协商过程理性和中国协商实践中的组织资源,从协商的价值理性、实践和方法等三个维度,不断丰富中国式协商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中国式；协商；学习；吸收；创新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的回应模式研究》（15CZZ039）；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重要论述研究》（2015XAA006）
[作者简介] 丁长艳（1984—）,女,安徽庐江人,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与协商.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0-0006-07 [收稿日期] 2016-05-24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下,构建中国式协商体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自西方的协商理论传到中国以后,学界关于协商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协商理论；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协商理论与中国的协商理论异同性进行争论的阶段；在上述两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协商理论开始对西方的协商理论进行甄别、学习、吸收与创新；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协商的实践发展.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协商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1]（P27）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体系,[2]意味着在中国的政治领域和政策领域内,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式话语与实践特色的协商体系.2015年先后颁布指导协商实践的“四个意见”（2015年2月9日《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建设的意见》,后称为“2·9意见”；6月25日《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建设的实施意见》,后称为“6·25意见”；7月22日《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后称为“7·22意见”；12月11日《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后称为“12·11意见”）,中国式协商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创新的实践进程,由此,开启了将协商嵌入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之中.
实践中大幅度地制度化协商体系,规范化协商过程,以及程序化协商机制,应该说是政治领域内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主要地是适应全球参与发展的一般进程和中国参与发展的特殊需求的双重趋势.以公民为主体展开的公民协商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运行的基本形态.[3]中国的协商实践正在学习中吸收,在继承中转化,尝试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形成有共识的合作政治.仅仅依靠强制性权力作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并不能产生持久的权威,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协商权力能够提升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能力.国家强制从“台前”走到“幕后”,更多依赖与运用协商过程形成的合法性和群众参与的治理方式.
一、中国式协商理论与实践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利益分化、意见多元的治理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执政的公共性与寻求共识,探寻协商在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实现方式,应成为中国构建协商的主要议题.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关于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目标与战略任务外,[4]从中国式协商的理论与实践来看,“人民是否享有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决策、管理、监督的权利.”[4]因此,满足的发展趋势,发展自己的形式,这是中国式协商的现实基点.
(一)适应国家建设的两大趋势
从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国家建设的特殊性两方面来看,中国式协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满足深度发展的大趋势,重点解决现实的两大基本问题.
首先,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进入公民权利拓展的时代,中国看到并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深化对实践特殊性与适应性的认识.因此,协商要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出发,[5]通过协商体系的制度化、过程的规范化和机制的程序化的立体式发展,来落实和保障这四种权利.
其次,从政府决策的角度看,现代的公共决策过程具有开放性、性和科学性的特点,而且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地方实践都表明,没有有效的协商实践,公众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推翻公共决策的事件屡见不鲜,成为干扰地方政府科学与合法决策的“阿基里斯之踵”,导致了地方治理过程的不稳定,甚至给地方稳定带来困扰,例如地方层面频繁出现公众推翻PX项目、政府对养老院与垃圾焚烧厂选址之类的公共决策群体事件,损害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与公共形象.
(二)解决执政的两大基本问题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更好地科学执政、执政、依法执政,中国式协商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多维度地进行学习、吸收与创新,为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适应的形式.在2015年中国与世界对话会上,王岐山同志提到“中国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6]他的这部分讲话重点指出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除了“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中国”的执政基点外,执政绩效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与人心向背.“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加强协商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等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5]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外部竞争背景下,通过构建中国式协商体系,将改变因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和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导致执政绩效消减的困境,形成中国式的实效,因为,“在实用主义占上风的中国政治传统中,协商必须证明它是一种实用简单、可行的和行之有效的协商治理制度以及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方法”.[7]
吸收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协商的学习、吸收和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吸收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吸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