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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时百年的进步书刊大多淹没在了时间的潮流中,但它们对思想的传播、对唤醒民众、反对帝制和外来侵略而投身主义革命起到的动员作用,是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的,它们是贵州辛亥革命的思想利器.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继武昌起义后,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人在贵阳发动起义,宣布贵州独立,成立了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贵州光复成为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辛亥革命首义中的贵阳人：傅杰、张英、朱礼贵、严余春、张蕴冰等贵州英豪仍留在后人的追忆中；参加贵州辛亥革命起义的主要历史人物：张百麟、平刚、周素园、黄泽霖、张协陆、任可澄等人至今仍被后世评说.而那些在贵州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也值得去拾读.
革命思想随书刊传入贵阳
当20世纪的大门开启时,贵州、贵阳本地并没有报道每日新闻的报纸出版,加之贵州地处偏远,交通十分闭塞,上海出版的《申报》因路途遥远,辗转寄到贵阳时,多是在1个多月以后,新闻已成旧闻.报纸上关于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神州日报》上的革命消息）,最早也是辛亥年阴历九月初才到达贵州,《民报》、《复报》这样的进步书刊对贵州一直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力.
贵阳大商乐嘉藻是传播新思想的一个突出代表.他赴京会试期间,阅读了大量以前没有见过的书籍,深感我国科技落后、政治腐败,于是在“公车上书”后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购置许多书籍、标本、仪器回贵阳,聚集友人学习研究,谈论新学,倡言废科举,不断函购新的书报杂志.
乐嘉藻的举动对贵阳另一个富商蒲藏锋产生了影响,蒲藏锋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也购买了不少新书,夹在商货中带回贵阳,其中有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著作以及革命派创办的报刊《民报》、《神州日报》等.他们对外借阅这些书籍和报刊,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于是两家都成为贵阳的“新书之府”.他们的新书一时成为贵州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重要传播源头,吸引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刘翼卿受命进入贵州开展革命活动,他带来了《支那秘密运动》、《三十年落花梦》等书籍,在贵阳互相传抄,广泛流传.
《民报》与《訄书》
辛亥革命把进步思想带到贵州的核心书刊,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所撰《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义”,于是“三义”就成了《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此外,《民报》还大力宣传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基本理论在民众中传播,加深了国民对革命思想的理解,使革命思潮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使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社会上也出现了“以不谈革命为耻”的潮流.它与梁启超等改良派所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尖锐论战,驳斥了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抵制改良派的政治影响,逐渐赢得了舆论阵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指导了斗争的方向,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贵州自治学社是贵州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核心领导人张百麟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实际领袖.“清季乙巳、丙午间（1905-1906年）,留东学界发行诸杂志如《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等先后出版,鼓吹革命,盛极一时.百麟尽购阅之,民族观念,油然而生.”他与周培艺（周素园）等,共商结合奉行三义之革命团体,成立自治学社,负贵州国民革命策动、训练、宣传全责,求与各省同志,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
自治学社主要成员的知识多从新报刊杂志上获悉,1908年同盟会同意接纳自治学社,并赠送《民报》十余册,其思想的直接输入,对自治社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作用.自治社领导人之一的黄泽霖在读了《民报》后,便“请开秘密会议于百麟住宅,提议准备革命事件,遂决计采急进主义”.
《訄书》是清末民初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章太炎所作,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訄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訄书》的目的在于颠覆传统的思想模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而《检论》则意在为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提供一个标准.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文化创造、历史发展等视域,《检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总检核,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訄书》在政治观点上批判了维新派,宣传革命,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贵阳读到章太炎的《訄书》后,以“贵州剪辫第一人”名噪全国的同盟会员平刚成为了民国贵州政坛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时,平刚任大元帅府秘书.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他任枢峦院枢密员,负责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
在贵阳诞生的辛亥革命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在贵阳创办的报刊,虽然在革命失败后都被迫停办,但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和省内外大事方面,这些书刊确实起到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在周培艺（周素园）的积极建议下,贵阳士绅于德楷、唐尔镛等筹集股金8000两银子,在贵阳后新街通志书局成立了《黔报》报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筹备,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日报《黔报》于1907年农历六月初八（公历7月17日）,正式出版,发行千份,由周培艺（周素园）负责编辑,周培棻负责发行.1907年10月22日,《黔报》刊载了标题为《瓜分警告》的文章,报道了《英俄协约》、《日法协约》和《日俄协约》在东北和西藏扩张势力的消息,引起了贵州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促使自治学社成立的时机成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黔省自治党成立,周培艺（周素园）痛感贵州消息闭塞“患在愚昧无知”,想通过办报“从开通民智入手发行日报举指导社会之实”,于是同人组织《西南日报》.“君（黄泽霖）与其叔少仪投党籍,朝夕经营党务,无倦容”、“君（黄泽霖）慨然曰：报纸为吾民党喉舌,不发行报纸,则呼应不灵,无所鼓吹,则党事进步必迟”.1909年6月,《西南日报》正式发刊,明确指出其出版目的在于：“团结本身,联络西南,进而促进全国自治”,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此外,该报致力于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
1909年贵州省谘议局（清末各省的谘询机关,议论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及应负义务等）成立,有议员39名,自治学社社员就占其中33席,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办事处书记长都是自治学社的成员,自治学社在贵阳逐渐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编撰发行了《自治学社杂志》以宣传学社主张“合群救亡”,用“平义”和“宽大主义”来宣传革命.其第一期开篇《社说》（即社论）是张百麟所撰《瓜分警告之警告》,指出“列强持利益均沾之说,共灭人国家之方法也”.另一篇小说《越南亡国史》,告诫国人要有亡国的危机感和防备,要人人自勉自强,保全国家,不致亡国.这些文章在当时贵州的仁人志士心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把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追求民族独立、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播种在中华大地.这些历时百年的进步书刊大多淹没在了时间的潮流中,但它们对思想的传播、对唤醒民众、反对帝制和外来侵略而投身主义革命起到的动员作用,是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的,它们是贵州辛亥革命的思想利器.正是有了它们,贵州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下,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作者系贵阳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民革贵阳市委市直二支部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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