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们的空想和屯子的现实》：关于免费屯子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屯子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前往屯子的人们》是日本作家野川隆早期的创作小说,描述了日本调查员在伪满洲国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人与村民交往的情节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认为是展现出有别于其他作品的、难见的些许温暖.文章以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兼顾同时期其他三部作品,结合日伪时期东北开展的兴农合作社的历史事实,重新讨论这部小说中意味深长的“屯子”的现实和“人们”的空想,解析二者在伪满洲国的空间里互相碰撞,在貌似平静的表象下掩盖着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的实质.
关键词：野川隆；《前往屯子的人们》；农事合作社；现实；空想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1-0000-0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1009
一、引论
在热点频出的当下日本学界,作古即将已经整整72年的作家野川隆（1901年-1944年）的作品可谓仍是一个寂寞的存在①.从屈指可数的先行研究来看,日本学界主要从其诗人身份入手,呈示出其诗歌从无政府主义者、经由共产主义者最后到达讽刺诗人的变迁轨迹[1]；或着眼于晚期诗集《九篇诗集》,评价为“直接接触了中国人农民的体温与汗水后将感触诉诸文学表现的”[2]杰出诗作.另外在野川隆的其他作品中,体现出现实主义风格的《狗宝》等小说也值得关注,认为表达了对当时日本殖义侵略的不满,展示出了作家野川隆内心的思想与正义良知[3].与以上相对,中国学界尚未有野川隆专论研究发表,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论点有如指出具有“转向的左翼作家”身份的野川隆,在诗歌中“对‘满洲’的中国农民表现了深深的同情,对‘满洲’金融机关的嫌贫爱富的贷款政策提出微词”[4].这无疑是对日本学界野川隆研究的一种回应与拓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将视角对准诗人野川隆的另外一个文学家身份——小说家.野川隆写作始于旅居伪满洲国时期,目前能确认的有4篇,
赵海涛：“人们”的空想与“屯子”的现实
文学研究——以野川隆小说《前往屯子的人们》等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分别是：（1）《在团山子屯》,1939年初到呼兰县时候所写,发表刊物不详此篇未查到出处,根据日本学者西川胜论文「詩人野川隆の到達点」（『植民地文化研究2』2003年）第44页记载：1938年12月,抵达“满洲国”的野川隆随即赴任呼兰县,担任当地农事合作社董事,指出小说《在团山子屯》即是刚上任情形的反映（「小説『団山子屯にて』に見るように彼は呼蘭県農事合作社に着任すると、正月も屯で暮らし、同社改革のための準備を始めているからだ.」）.据此并结合小说内容判断,本论认为《在团山子屯》应早于《前往屯子的人们》写完.；（2）《前往屯子的人们》,1940年2月《北窗》；（3）《在乡村火车站》,1941年5月《北窗》；（4）《狗宝》,1941年7月《作文》.前两篇题材相仿,都讲述了日本人调查员在伪满洲国的屯子里从事农事合作社事务并与当地村民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故事.后两篇则选取了作者在伪满洲国生活中两个断面,分别描述了乡间火车上农民众生相与残酷冷漠的时代生存状况.从以上可以看出,野川隆的小说在前后二阶段已然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与后阶段带有“讽刺诗人”倾向的《在乡村火车站》和《狗宝》相较,前两部小说在苟延残喘的伪满洲国土地上,则流露出一丝罕见的人性之美.也正因此,野川隆的小说表面上具备了中期诗歌中的“共产主义者”风格.文章以最能代表这类品格的中篇小说《前往屯子的人们》为主要考察对象,兼顾其他三部作品,结合日伪时期东北开展的兴农合作社的历史事实,重新解析这部小说中意味深长的“屯子”的现实和“人们”的空想,讨论二者在伪满洲国的空间里互相碰撞,在貌似平静的表象下掩盖着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的实质.
二、野川隆前期作品的“屯子”认识
首先简述野川隆创作《前往屯子的人们》前后的经历.
野川隆生于明治中后期的1901年,父亲野川二郎与大文学家森鸥外是大学医学部同学,后在日本岐阜开办医院.早年同父亲一起生活的野川隆亲眼目睹了父亲事业的繁盛以及因为战乱导致的家破人亡.人生的遭际促使野川隆在进入东洋大学读书不到一年就匆匆退学,紧接着去横滨海关工作,开始染指诗歌创作.例如,写了《数学家的飨宴》、《作品第三：宇宙·人类以及想象》,还翻译了诗集《立体诗三十八篇》.野川隆的这种风格无疑受到了明治中后期兴盛起来的自由体现代诗的影响,诗作崇尚表现、注重形式和善于营造官能意象,他甚至为了制造视觉感受上的冲击,还把数学公式直接引入诗中.到了大正末期,无产阶级文学兴盛,之前迷惑的野川隆一下子似乎找到了方向,后来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杂志《战旗》的一名编辑.这一时期野川隆并无太多作品传世,而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之中.随着时态的发展,《战旗》从起初的文艺杂志逐渐成为政治煽动色彩浓厚的传声筒,最终导致日本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矛盾恶化.野川隆随后也与纳普交恶,《战旗》也自此式微.野川隆不久就遭到日本除名.虽然之后一段时间他继续从事相关活动,并改加入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但是已经难挽狂澜.紧接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日本當局肃清,1933年2月11日,野川隆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到了1935年4月被判处拘役两年,缓期3年执行.日本学界对于野川隆获得假释也有争论,甚至有人揣测是因为野川隆在狱中提交了转向指的是以1933年锅山真亲、佐野学等人发表的《告同志书》为契机,随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遭遇重大挫折,很多作家“转向”提出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入低谷.申请书,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有相关证据出现.然而自此,“转向的左翼作家”的称号成为野川隆身份的重要标签.出狱后的野川隆经历了《战旗》时代的寡作期后,开始进入了一段诗歌井喷期.他将笔触对准当权阶层,例如,讽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时期新当任首相近卫文麻吕（1937年首次组阁）及其内阁的《歌颂近卫内阁》系列诗作,言辞诙谐戏谑,并配上插画.期间与壶井繁治、小熊秀雄等人还创办倡导讽刺文学的SANCHO（サンチョ）俱乐部,但是好景不长,短暂的喧嚣后就陷入沉寂.就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2月,得知日伪统治下伪满洲开拓团的宣传后,野川隆抱着视察的心态来到了伪满洲统治下的滨江省呼兰县（今黑龙江省呼兰县境内）.初到中国东北,野川隆看到了与日本国内宣传中不一样的“满洲”,并意识到“满农”存在的重要性,于是认为“首先必须在主体上了解他们的生活”,必须“知道一些通过学习不能得来的方面中满农们生活的样貌与屯子的氛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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