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改革之前我们为啥那么穷》：该文是关于改革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这些曾经亲身经历改革前20多年又目睹改革40年历史变迁的一辈人,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尤其需要总结.我很想写下一组系列文章,对改革开放40 年这前前后后的一些事儿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有关改革开放的话题如果是深入思考并且是教科书式思考, 那么,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改革之前我们为什么那么穷.
“我们”是谁?当然是指中国,改革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实行了近30年计划统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 曾用一穷二白形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经济,经历了28年浴血奋战夺得政权的中国 人也想在经济建设上大显身手,但是,曲折的探索经历说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既不是知易行难也不是知难行易, 而是知难行难,在理论认识上,我们曾长期在错误的方向上流连忘返；在发展实践上,我们又付出了高额的学费或成长代价.
1978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改革元年,这一年,五一劳动节放了三天假,我应邀到长春市大姐家为大姐做家具.顺便说一句,我是1968年全国第一届知青,下乡两年,1970年从农村抽调回城,被分配到吉林省前郭县木器厂,成为一名木匠学徒.通常是三年出徒.学徒工资第一年每月16元,第二年每月17元,第三年每月19元.我每月19元还没挣到手就于1972年12月参军去了海军北海舰队,1977年3月复员,半年后被分配到前郭县木材公司,在政工组工作,每天干些写标语写材料之类的事儿.当年虽然在木器厂只学过两年,但我自认为已是成手木匠,家里一整套家具都是自己做的,在邻里和亲戚堆儿里也已被普遍看作是手艺人.所以,1978年五一勞动节长春的大姐和大姐夫就是抱着请手艺人的态度找我去帮打家具.大姐家买了好多木料堆在二楼的天棚上阴晾多年,想让我去把这些木料变成一大套精美的家具.我记得是画了书柜写字台等多张图纸然后下料配料,配成了长短不同的外行人弄不明白的几堆木料,这时长春的战友鲁顺到大姐家来看我,问我为什么干这活儿?为什么不考大学?他的提醒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所以,1978年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元年,也是我个人的命运转折元年.
我大姐1958年成为吉林省女子篮球队队员,1965年转业到长春市城建局,大姐夫当时在长春市人事局是个科级干部.一家4口住一套50平米不到的小房子.我到长春后,和外甥杨一剑住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间里,我们是上下铺,五月份天气有些热了,晚上睡前外甥会小心翼翼关好通气的小窗户,他说不关好窗子,夜里会有小偷拿一根竹杖绑着钩子从屋里钩东西出去.我现在回想,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大姐家有什么值得偷的值钱的东西.我记得大姐家的重要财产是姐姐姐夫每人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家具是一张双人床、两口箱子,衣柜、沙发都是我帮做的.就这么些东西,在我们家族分支财产比较中还是最突出的一脉了.当年我父亲已退休了6年,父亲是前郭县砖厂工人,每月工资66.82元,挣了一辈子,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在木材公司工作每月工资38.5元,妹妹当时在读高中.我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省辽源市中学教书,每月工资60元左右.我还有一个二姐,1964年自愿下乡插队后嫁给当地一个农民生了几个孩子,属吃不饱穿不暖的那种,结婚后很多年都没房子,更不消说自行车、手表这些当时属大件儿的财产了.所以,当年我们老王家比较起来我大姐家还算是相对最富裕的一脉.那个年月工人技术级别8级,干部级别23级,全国工资分成几类地区,撇去地区补贴差异全国工资都是一样的,我父亲1952年进前郭县国营砖厂当工人定为5级工,一直到退休没变过.我们家父亲一人工作,5个孩子,一家七口全靠这66.82元养家,这已算是不错的了.那个年代,每月挣30多元养一大家子人的比比皆是.举目望去,左邻右舍大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所以也没谁觉得很穷很苦,这种很穷很苦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回头看才产生的客观评价.计划经济也叫 统制经济.一切都按计划分配,吃饭要买粮, 每家一个粮食本,里面记着几口人、每口人的年龄,每个年龄段有一定的口粮标准,我记得小学时我是每月27斤粮；穿衣服靠发布票,每人每年多少尺布票、棉花票,此外还有各类的票证几十种.在物质匮乏年代, 政府用统一计划将有限的物资大体均匀地分配给城市居民,而农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就种地打粮靠天吃饭.我1968年11月下乡,1970年12月返城当工人,下乡那两年正是第一次走进社会开始认识社会的阶段.队里有见识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就和我们这些知青讲：“现在是人奸地薄,万物抽条.”现在细想这话,越想越有道理.
中国大致从1957年反右开始,人心就发生了变化.1956年以前,国家刚刚迈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期许甚高,加之刚解放以后经济恢复的速度比较快,人们从心底里觉得社会主义好,就像歌里唱的那样.1957年让各级干部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之后大抓 ,这种政治策略看似成功,但对全社会的心理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之后又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风、农村深挖地、粮食产量放卫星这些荒唐的建设举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三年自然灾害,1964年社教运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 .我大约1957年开始记事儿, 直至1977年的20年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历史过程记忆几乎都伴随着斗争和折腾.从全世界范围看,二战之前,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期,而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普遍经历过危机萧条情况.因此,二战后世界经济学界曾出现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优劣的理论论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讲了三句很有趣儿的话：（1）打扫房间；（2）另起炉灶；（3）一边倒学苏联.打扫房间就是清理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残余,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国际条约, 一边倒就是按苏联的模式建设中国.当年苏联的模式是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农庄化,我国根据国情对自己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了创新,城市里用没收、赎买及公私合营等多种手段对待大中小资本家,农村则采取疾风暴雨式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及1958年的人民公社形式将土地和全部农业生产资料从农户手里收了回来,用渐进形式造就了农村的所谓“一大二公”.什么叫“一大二公”?我敢说中国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没有能答得出来的,“一大二公” 的具体涵义是说人民公社好就好在第一生产规模大第二生产资料公有,这是那个年代用来宣传制度优越性的权威语言.但是,当年农村经济的现实却是,粮食单产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又不如互助组.我1968年下乡时,我所在的生产小队一亩地平均产粮也就200多斤,碰上灾年情况就更差些.中国从1962年就开始讲阶级斗争,二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整天讲阶级斗争,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时,经济发展绩效也普遍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那又是怎么回事儿?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就开始考虑对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制度进行系统性批判问题,他的代表性成果《短缺经济学》用最恰当的语言概括了所有社会主义计划制度国家的本质经济特征.即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和生产组织模式下,为什么全社会的供给会越来越短缺越来越匮乏.科尔奈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支柱国有企业低效的终极原因是“预算软约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公家的钱花起来没人心疼”.因而,传统体制下的国有经济就成了一种天生注定的高成本经济或浪费经济,这也就是二战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计划统制国家在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时间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普遍落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说到浪费,中国的情况似乎更典型.因为多运动、常折腾的中国不仅有生产、流通和计划过程中产生的巨额浪费,还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毁灭财富行为.现代经济史家常常说1958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至少3000亿, 文化大革命的国民收入损失至少有5000亿.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前的8000亿折算成今日的GDP恐怕也有数十万亿之巨了吧.所以,改革之前我们之所以那么穷,因为计划经济制度、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那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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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改革之前我们为啥那么穷为适合改革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税收改革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