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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使用“小历史”、“个人史”之类的说法,历史是集体的、相辅相成的,个人拥有的只是一段经历——也就是经历历史.我也不想再用什么“一个人的道路”、“一个人的战争”之类概括性修辞；道路总是先于个人而存在,你只是踏上了它,看到了不同的风景.而内心的“战争”或不可调和的冲突,则可能连真正的对手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只是走在人生路上,被动地、不可预见地面对迎面而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当然,我不反对把一个人的遭遇和大历史、道路、方向一类联系起来,只要它能契合并更好地说明你的经历,证明我们的生活从不同角度叠加起来,就是历史.但这样,你就要更认真、小心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源头,过程,所见,所闻,还有内心的忧思,价值的认可.
我还是降低要求,回忆一下自己的五次考试,来说明先于我而存在着的“道路”吧.
一
人生总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它会改变我们随后的生活内容、生活道路、生活质量.但这样的转变也不是无缘无故便 来临的.我曾经讲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是从一九年开始的生活和命运,经历了一年休学,然后下放,五年农民,九年工人,十五年后的一九七九年又恢复学籍,此时我已从北京大学的理科专业学生,变成了文科专业（见2014年《十月》第二期《一个人的道路》）.生活拐了一个弯,从写文章犯错误到又要继续写文章,似乎是又回到了原点.我还会不断补充这段生活,不过这次主要讲自己经历的“考试”.先从倒述开始.
一九八一年岁末的一个晚上,从图书馆回来,隔壁415寝室的贺绍俊来到我们413寝室,他带来的一个信息可能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老贺说,他和班里的另一位同学已向中文系提出了申请,要求提前一年毕业,报考研究生.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也可以要求提早毕业和报考研究生呀！老贺是我们班的班长,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另一位要提前考研究生的同学更是出类拔萃,她是那一年的全国高考的文科状元,是我们79级文学专业的骄傲.但我想,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提出申请.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把被‘’破坏而损失了的时间夺回来”！天知道失去的时间能不能够夺回来.但它恰也与我的理由相吻合.中文系的领导是一位有几十年行政资历的、有威望的长者,大家都称他大向.我找他说,我从年考上北大的数学力学系,到七九年按你们的意见又转入了中文系,其间已浪费了整整十五年的光阴,现在,我只不过是要提前和78级的毕业生一起报考研究生,这要求还不合理吗?大向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他说,如果我们同意你现在考研究生,那也就是意味着同意你提前毕业.考上固然好,若考上不上呢?岂不就要离开学校,少上一年学?对你也是一种损失.大向的话其实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我是巴不得立刻毕业,也就是把损失了的时间再“夺回来”,前途问题已不是那时我仔细所考虑的了.我坚持己见,他也没有立即答应.春节的时候,回上海过年,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说,不.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对于白费力气的事,我已经有过太多失望的教训.
二月底回校,我又去了系里,大向的态度已有所松动,让我去问一下校方的意见,我便由中文系五院直奔红楼.记得那天红楼有一个报告会,纪念斯诺多少多少周年,黄华外长也在会上.在门口我说要找校领导王学珍,门卫告诉我进门后左边的一间办公室,那时王学珍还不是北大的党委书记,我进去后还没有充分地陈述自己的理由,王学珍便对我说,我的情况他知道,他同意,没意见.问题便解决了.有时候处理事情只要花一分钟的时间.我又返回五院,对大向说,王学珍同意了,你可以打电话再问一下.当然没打电话（可能早就打过了）.我读中文系本科没有经过考试,读研究生则需要考试了.
从报完名到五月份的考试,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我已不能和本班的同学一起正常上课了.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腾出来复习迎考.实际上不仅四年级的课,三年级下学期的课也未上.譬如当年的政治课,除了哲学外,政治经济学只学了上半册,下册的社会主义部分便未上,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些都是属于当年政治要考试的内容.区分主次重点,我的考试策略很快便也确立了.政治不复习.报考的专业课“当代文学”,除了看看课堂笔记和教科书之外,也不刻意准备.主要的时间花在外语和古代文学史两门功课上.因为复习主要便是背书,一个人的素质、水平、理解能力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是不可能有多少提高的；而外语和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文学史有大量的知识性的内容,当然需要记住和背下来.我对于自己的“政治水平”也一向是有信心的,上中学时喜欢看闲书,政治课不认真听讲,老师有意见,我曾经说,到考试的时候我保证全背下来,连标点符号都不错.结果,政治老师更有意见了.我这次考试没背,实在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标准答案”.
那是一段安静的日子.未名湖边的山茱萸和桃花渐渐地绽出了苞蕊,清晨人稀少的时间还能听到鸟儿啁啾的鸣叫,春天真的来临了.大自然和人似乎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在人少的时候,你才能感到“自然”的存在,也只有在人少的时候,才有助于使心情平静下来.我每天拿着几本书到湖边的坡度上找一容身之处,看一会书,发一会呆.考上与考不上后将会怎么样?我完全没有想过.对我而言,提出要考研究生,最后却考得一塌糊涂,让人笑话,这是不成的.对于一个经历了十几年的下放的人来说,“面子”的问题,常常是越少越要保护.考完以后,我遇人问就说自己肯定考不上,习惯于作最坏的思想准备,结果就总会比预计好一点.最后揭晓的分数是,我的两门主课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古代文学七十多分,自问也可以满意,但有两门课不及格,政治与外语,一门52分,一门54分.我的当代文学考了93分,也是最高分.知识性题中考到了刚刚结束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篇目——很巧的是,我在毕业后分到作协工作,便参加了随后的从第二届到第八届的茅盾奖的评奖工作.两道主要的问答题,一道是谈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风,两位诗人任选其一,我没有准备到,但课堂上老师讲得非常透彻,也记得曾看过的一些评论文章,照搬就是.另一道题是评价小说《重放的鲜花》.这部五七年的小说集,我倒是读过,也有自己的看法,回答并不困难.教文艺理论的刘烜老师见了我,对我说他批改了我的卷子,我的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他说那是很“吃亏”的,但他认出了我的卷子,给了我90分.他说因为我会“分析”.或许这与我理科出身有关.但现在问题又来了.本校的三名学生成绩都不错,可只能招收两名,三个人又各有不同的情况.那年报考北大文学专业的考生共有三十二名,计划录取两名.我们三人中有一名是78级文学班的学习委员,他有一门课不及格,其余都不错,无论从哪个角度取舍,他都应是保险的.另一名可以说是“神童”,是应试考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十四岁考入北大本科,十八岁便考了研究生,没有不及格的学科.洪子诚老师和我说,他们都主张是要录取我的.但若是不录取平均成绩和总分最高的人那也不合乎逻辑呀.最后的结果,你大概也能够猜得到了,我们三人都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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