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生态翻译视角下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葛浩文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作为助推莫言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代表力作, 《生死疲劳》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译介,其中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堪称该作英译的一个丰碑人物.他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拘泥于某一特定翻译理论策略,而是根据多重需求通过译者主体性的最大发挥“创造”了高质量译文.虽然葛浩文宣称自己“译无定法”,但实际上其翻译行为充分验证了当下流行的生态翻译理论,本文主要基于生态翻译视角,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对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进行粗浅分析,试以管窥其独特翻译思想.
关键词：生态翻译；莫言；《生死疲劳》；英译
一、引言
随着2012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其作品受追捧的热度日趋提升,不仅国内销量飞速增长,而且诸多译本开始在世界范围传播.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多部作品都在海外得到了相当程度地译介传播,也正是由于以瑞典人翻译家陈安娜为首的汉学家的极力译介,莫言的作品得以顺利地引起世界关注.在这些翻译家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当属莫言作品英译的集大成者,他被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1]截至目前,葛浩文已经翻译了《红高粱》、《变》、《酒国》、《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蛙》、《生死疲劳》、《爆炸》以及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十几部作品.在这些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生死疲劳》这部莫言先生创作于2006年的长篇小说,也是学界关注较多的一部作品,因为该作最能体现莫言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2]的创作风格.自从2008年葛浩文把《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翻译完成以来,该书便在英语读者市场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莫言热”,同时在翻译评论界引发热烈关注,从而奠定了葛浩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大家的地位.该译作不仅成功登上《华盛顿邮报》推荐的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榜单,而且让葛浩文获得美国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3]著名翻译家戴乃迭对葛浩文先生的翻译高度赞誉：“（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4]《生死疲劳》英译之所以能够好评如潮,除了葛浩文精湛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之外,还在于他融会贯通了各种翻译理论和技巧,没有拘泥于各种学院派的翻译理论和原则,而是在翻译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5]通过译者主体性的最大化发挥 “创造”了高质量译文,特别是通过自己对中国特有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刻把握巧妙处理了原作中的文化信息.葛浩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跟很多翻译家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 [6]尽管葛浩文声称没有使用、也没有过多考虑某种具体翻译理论策略,但实际上其翻译行为验证了生态翻译学理论.下面本文就从生态翻译视角对《生死疲劳》英译本进行粗浅分析,试以管窥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二、生态翻译理论
生态翻译（Eco-translation）是20世纪80年代“翻译文化转向”背景下发端于欧美世界的一种翻译思想.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8年在著作《翻译教程》中论述翻译和文化二者关系时首先明确指出了翻译的生态学特征.[7]紧随其后另一学者罗森纳·沃伦（R. Warren）1989年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模式和生存模式.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 就好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 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 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 [8]而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S.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 Lefevere）在共同提出的“文化转向”命题中不仅肯定了翻译语境的文化表征,而且用“发现树木生存之地”、“描述植物生长之状” [9]等生态化语言描述翻译研究.国内对生态翻译研究则是到了21世纪,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先驱人物,其成果除了散落在始于2004年发表的《译论研究的一种尝试——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实证调查》等一系列论文之外,主要集中于2004年的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中.[10]作为一种新兴理论,生态翻译的本体论虽然还处在建构完善中,但是目前基本确立了一些核心要素.生态翻译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11]在生态翻译框架下,译者除了要适应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外,还要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这是该理论视域下的核心方法论.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应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2]
三、《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分析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13]任何一部译作的完成都离不开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具体来说这种适应选择涉及译者的需要、能力以及原作的各种特性等.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的生态环境同样复杂多样.首先,葛浩文拥有翻译《生死疲劳》的双重需求：外在需求和内在需求.所谓外在需求主要指生活需求,长期学无所成的葛浩文参军历经台湾、日本、越南后依然茫然失措.在服兵役期间突然意识到生命宝贵后,葛浩文申请调回台湾学习中文,而在台湾完成学业回到美国经人指点专门研究中文,开始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正是这种学业生活的需求激发了葛浩文对中文的兴趣,葛浩文遵循“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也不愿比原文更好”的原则,把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14]其次,葛浩文具备较高的中文翻译能力.译者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双语语言功底,才能对文学作品翻译准确把握.葛浩文不仅拥有长期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经验,而且在翻译《生死疲劳》之前,已经成功翻译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红高粱》、《酒国》等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这种宝贵的翻译经验和实践一方面让葛浩文熟悉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整体特征,而另一方面也让他对莫言作品中特有的高密东北乡地方文化气息和语言特色有了相当程度地感知,这是他翻译《生死疲劳》的能力基础.
葛浩文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基于生态翻译视角下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关于对写作葛浩文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红高粱 葛浩文译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