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名为始19世纪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中奥秘》：本文是一篇关于传教士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浪潮之兴和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而由伦敦会派遣并于1807年抵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无疑是此中先驱.作为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一,同样来自于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于1847年抵达上海,此后长年投身于翻译、著述和出版事业.藉助他在1867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以下简称“名录”）一书,以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赵康英译）,广大中外读者可以了解到19世纪初到1867年之间抵华的300余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和著述概况.虽然20世纪以来学界有关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层见叠出,引述该书者亦不胜枚举,但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即书中记录的逾240位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汉语姓名,却鲜受关注.
事实上,正如传教士所采取的其它本土化措施（说中国语、穿中国服饰等）,他们的汉语姓名也是其融入中国本土社会的一個重要媒介.例如,“马礼逊”这个名字就巧妙地兼具了音译和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特点：它总体上是其英文姓“Morrison”的音译,但采用了常见姓氏“马”,并挑选了表达知礼和谦逊的“礼”和“逊”字.这和马礼逊本人对汉字的深入钻研不无关联,他曾在1815到1822年间出版过一部3卷本汉英和英汉字典.类似于马礼逊的例子,在对中国文化较有了解的传教士中间并不罕见.1833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曾在1848年出版汉学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世界概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他的汉语姓名中,“卫”是常见姓氏,同时也是原姓“Williams”的省略音译；而“三畏”既是其原首名“Samuel”和中间名“Wells”的省略音译,也是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典故.以此观之,“卫”似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过,并终因卫灵公 甚于好德而失望离开的卫国.又如,1839年抵华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其汉名中的“合”既是姓,也有不违背的意思,和“信”连用,则有守信之意.1844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其汉名既是“Smith”的音译,也是汉文化中常见的“四美”典故,如《滕王阁序》中就有“四美具,二难并”之语.只不过“四美”的具体所指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其取名时的具体考虑已难知晓.从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有些仅和其原姓有关,而有些则和原姓和名皆有关.
不少传教士的汉语姓名即使不涉及汉语典故,也用字颇有讲究.上述的“马礼逊”和“合信”便是明证.在此不妨再略举数例.1830年抵华的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其汉名中的“裨”有补益之意,而“治文”则有钻研文辞或文化之意.1842抵华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其汉名中的“娄”既是常见姓,也是原姓的前半部分音译；而“理华”则既是其原姓的后半部分音译和原首名的省略音译,也有理解中国或中国人之意.1848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其汉名中的“高”即是姓,但和“德”结合,则有高尚的美德之意.1858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顾惠廉（William H. Collins）,其汉名中“顾”是原姓的省略音译,但也有反省的意思；而“惠”和“廉”则有宽厚和正直之意.前面提到的《名录》的作者伟烈亚力,其汉名中的“亚力”是其原名的省略音译,而“伟烈”则既是原姓的音译,也是褒义而有气势的汉语词汇.至于1856年抵华的中国传道会传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其汉名涵义则颇为明了,惟须注意其立意乃在基督教,而非基于中国文化.和之类似的是1841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和1845年抵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耶伦（William Jarrom）.“波乃耶”中的“波”可视作一个不太常见的姓,但和“乃耶”组合,则有播散你的耶稣基督信仰的意思；而“耶伦”中的“耶”既可视作姓,也和“伦”（道理、义理）字一起,表示耶稣道理之意.
有趣的是,一些传教士的汉语姓名中的姓或名是明显源于纯粹音译,从而使整个汉语姓名在形式上就呈现“中外合璧”的景象.例如1843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和1844年抵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二者汉语姓名中的“玛”和“哈巴”并非汉姓,但“高温”（高尚和温和）和“安德”（巩固德行）都可以和中国文化产生联系.又如1852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1853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包约翰（John S. Burdon）,二者汉语姓名中的“湛”和“包”虽是姓,但“约翰”作为名则和中国文化无关.此外,也有少数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是完全音译的,如184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和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兄弟,以及184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赞算约翰（John Johnson）.这类汉语姓名不过仅仅是使用了汉字而已.
伟烈亚力在其《名录》中尚记录了一些传教士的汉语笔名,颇值玩味.它们共有10余个,且绝大多数都有伟烈亚力的英文释名,可供对读.现胪列如下：
181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自署“博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Catholic Lover”,既有博爱者之意,也可理解为天主教热爱者.
前面提到的裨治文,曾自署“乐善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delights in excellence”,释义近似.
传教士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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