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党内监督无死角国家监察全覆盖》：这篇党内监督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监察体制改革,既是加强败机构建设,又是国家机关权力分解的体现.
党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总书记在十八届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 “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政治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6次专题研究,审议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决定整合败力量,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试点方案印发后,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在三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试点地区人大设立监察委员会,产生组成人员,赋予其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调查权限手段.近日,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党内监督无死角、国家监察全覆盖的败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30多年潜心于研究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的学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教授对监察体制改革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日前,他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为何选择北京、山西、浙江三地,评价监察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历史机遇来了
备受瞩目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理论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李永忠指出,在我国,有两个底线是必须要坚持的,首先就是执政的只能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其次是党内不允许分派,不能像日本的自民党那样党内有许多派系.在这两个底线不能动的前提下,党要想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并长期执政,唯一的路径就是党内分权.用习总书记的话讲,就是“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中国要想长期执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改革权力结构,就是要把权力分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种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都有分权的思想或实践,党的八大确定了领导体制的基本架构,分设委员会（主决策）、书记处（主执行）、监察委员会（主监督）,就是党内分权的尝试.在实践中也认识到党内分权的必要和重要.他指出,对于党内监督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强调监督权要独立.只有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权力,党内才有存在的空间,党内监督才有发展的时间,党员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李永忠说.
1985年,李永忠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总结了古代监察制度的三大作用、四个弊端、五大特点,论述了我国自秦统一以来2000多年的分权模式思考.该论文引起纪委有关领导的重视,李永忠被调到纪委研究室从事败理论研究.
李永忠表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同步前行,腐败问题才会如此严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坚决摈弃了苏联模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用30多年走完了别人二三百年的路,但是我们在政治领域却依然存在着苏联模式的影响,腐败也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愈演愈烈的关口,而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在十八大之后迎来了历史机遇.
“习总书记不仅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而且作出‘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这一科学论断！王岐山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这是一条铁律.’”李永忠对本刊记者说,监察体制改革既是加强败机构建设,也是国家机关权力分解的体现,还是分权理论的运用,更是分权的具体实践.现在,分权制衡的观点和思想已经在高层形成,并应用在目前的监察体制改革中.
“当前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即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不在政治领域坚决摈弃苏联模式,就解决不了败的战略问题,就走不出新路,就不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李永忠表示,为了解决十八大前所形成的这三个“关口”,他提出了“三个相对”,即必须相对集权,地方必须相对分权,纪检监察、司法必须相对独立或垂直.李永忠指出,目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党权三分理论在国家权力分解上的具体应用,实际上就是分权制衡,而不仅是办案手段的加强,这将会使公权力受到更加有效的制度监督.
李永忠表示,改革需要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先从相对容易的领域入手,找到突破口.而败作为“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的突破口,无疑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近年来的持续高压,国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也为从权力到制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监察体制改革,可以说正当其时.
为何是北京、山西、浙江
三个试点区域为何选择北京、山西、浙江?“此次试点直接选择了省级行政区而不是地市,可以看出改革的决心很大,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同时省一级有立法权,这可以为改革在法律層面创造有利条件.”李永忠指出, “北京是首都,是政治中心,搞事关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匹配,更方便党的指导.同时,北京汇集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这显示了党的决心和勇气.北京成功了,可以对其他直辖市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浙江是主政多年、干满一届省委书记的地方,有较好的政治生态.浙江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浙江也是沿海、东部地区的代表,改革成功了,有利于在沿海、东部地区的推动.山西是中部代表,此前又是腐败的‘重灾区’,如果改革在这里成功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党内监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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