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末民初文人和稿费》：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清末民初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1897年,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和友人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出版后,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林同意此事,独对“润笔”坚辞不受,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1956年,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为减少国家负担,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靠稿费养家.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发生了惊人逆转.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情得从清末说起.
自谋出路的群体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两白银,知县幕僚250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知县3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 （19世纪下半叶）.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而1905年9月20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为后世留下 《退想斋日记》 的山西塾师刘大鹏,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此事已在朝廷颁布谕令的一个多月以后.出身贫苦的他在日记中直言“心若死灰”,且道出了大多数寒门士子的心声：“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让广大士人参和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且扩大录取名额,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但毕竟僧多粥少.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塾师——也被堵死.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
脱贫致富的捷径
在生活这本大书面前,只会皓首穷经的士子们显得手足无措.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读书人的职业转向也无外乎行医、业商和游幕（做幕僚）.行医和业商需要资本积累,非朝夕能成事,难救眼前之急.至于游幕,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要懂西学、明时局,更非普通士子所具备.苦于谋生的读书人四处碰壁之后,赫然发现：自己在捧着金饭碗要饭！
此时清廷开始着意改革、放宽言论,列强势力涌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勃兴和现代都市崛起,加之印刷技术提高、书报成本降低,又有1903年梁启超力倡“小说界革命”的推波助澜和1910年 《大清著作权律》 对著作和稿费的法律保障,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形成并有利可图,报纸杂志纷纷创立,稿件需求随之激增且价钱不菲.1907年小说期刊 《小说林》 创刊,公开“募集小说”,采稿酬资“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另据包天笑回忆：“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专著可抽版税40%！
辛亥革命以前物价很低,一块钱能买五六十个鸡蛋,4块钱能买一担 （鲁湘元考证一担为100斤,陈明远则认为当时应是160斤） 大米.让人艳羡的巡警道署科员,月薪不过十二元.即便迟至1918年,据清华大学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的抽样调查,五口之家要维持一年最低生活水准也仅需100元,每人每月所需不到两块钱.一篇小说就可轻松斩获五块大洋,对身无长技的文人而言,再没有比这赚钱更轻松的了.
现实生计压力及商品经济对传统“轻商”观念的冲击等,使文笔较好的士子率先摒弃以鬻文为耻的古旧思想,纷纷当起职业写家,不少人因此致富.如因翻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 成名的林纾,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著,绝意仕途一心译述,至1906年已有50余种翻译小说面世,一生译著181部,自译起平均每年8部.所译小说每部均在20万字左右,全由商务印书馆收购.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按千字6元计算,每部稿酬12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以上,林纾十几年稿酬已逾20万大洋,合今人民币1000万以上.如此高额收入,以至于林的老朋友陈衍将其书房戏称为造币厂,意“动即得钱也”.
文人来钱如此之快,时人余明震在1907年撰文这样感慨作家职业：“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从此醉眠市上,歌舞花丛,不须解金貂,不患乏缠头矣.”
泥沙俱下的高产
在高额稿酬刺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迸发出了骇人的创作力,产量之丰足以让后人“惊为天人”.除了前面所提年均8部的林纾,又如“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一生创作翻译长短篇小说400余部,同时还写下大量诗歌、戏剧、散文和掌故回忆;扬州才子李涵秋耕耘文坛18年,创作中长篇小说36部、诗集5卷,还写下不少杂著笔记,主编 《小说时报》 期间同时为6家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则更绝,一生发表两千多万字,创作中长篇小说120多部,巅峰期同时为7家报纸写长篇连载！
清末民初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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