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述评》：本文关于抗战时期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五四以来“中国化”思潮的酝酿过程,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准备了思想基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等运动是学术领域探索“中国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先声.“学术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促进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6-0059-03
抗战初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化”意识不断加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了响应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中国 积极引导广大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
一、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的背景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中国化”思潮有着长时间的酝酿过程.近代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国.以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酝酿着“中国化”的文化意识.李大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和胡适 “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中就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相融合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和主义》一文中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者要把理想和现实的环境结合起来,而后他进一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适用性问题,他从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看到了中国的特殊性,他的思想中有了“中国化”意识的萌芽.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和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和英、德、俄等有异” 〔1 〕 （P197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也产生了“中国化”的意识,1920年恽代英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要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于共产主义的方案.1924年恽代英在《列宁和新经济政策》一文中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 〔2 〕 （P480-481 ）.瞿秋白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1927年他在文集自序中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3 〕 （P310 ）“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3 〕 （P311 ）.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化”意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急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苏联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 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对中国 给予了很大帮助,因此中国 的组织和决策过程,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1927年前后,共产国际公开要求各国 “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要求各国 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党内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他指出“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呼吁大家要深入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在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五四以来“中国化”思潮的酝酿过程,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准备了思想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探索过程,为后来 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理论经验.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在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呼之欲出.
二、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的提出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加紧进行文化侵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此时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季米特洛夫负责共产国际期间,提出了改变共产国际领导方法的决定.1935年8月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决议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方式,由各支部自主决定各国事务,共产国际要避免干涉各支部党内的组织事务,各国党支部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解决本国事务.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环境更为宽松. 1936年之后,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都发生变化,苏联式的革命指导方针更加不适合中国,党的领导人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等运动是学术领域探索“中国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先声.陈唯实、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等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文中,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想法,陈唯实的辩证法“中国化”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萌芽.1936年陈伯达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中提出,新哲学要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要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具体化起来.1937年5月在 党代会上,张闻天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通俗化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现实化,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938年10月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组织工作也要“中国化”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4 〕 （P308 ）,同时,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它被人民群众所接受.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志,此时 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由于怕引起共产国际的反对,而采取了“具体化”的说法.此后,学术界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既是为了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也是学术研究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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