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变化之考》：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红一方面军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是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而在转战11省份中,其兵力变化与路线策略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其中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最具代表性,其在敌强我弱、装备陋劣、后勤保障难以为继的环境下,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夺路之战中,兵力损失至为严重,而细究原因,除上述困难外,其路线及决策变化对兵力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初期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特别是湘江之战,损失最为惨烈.此役,也逐渐使得正确路线及前进方向得以重新贯彻.遵义会议后,纠正了错误路线,并逐渐确立了以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确立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特别是扎西整编和3月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后,虽兵力有一定损耗,乃战争的正常消耗,少有战略失误方面的兵力损耗.在正确路线的引领下,历经数百次战斗,克服千难万险,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转战二万五千余里,途经11省份,虽兵力总损耗90%以上,但红一方面军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火种,为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实现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红一方面军；长征兵力变化；湘江战役
[中图分类号]E29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0-0075-05
1934年10月16-18日,红一方面军（下单独时称红军,与其他方面军并称时称红一方面军）与机关约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纵横11省,战斗380余次,历经一年,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其间,红军的指挥策略和路线与兵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初期,由于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在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实力锐减至3万余人.遵义会议后,确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路线,经改编,轻装上阵,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抵近昆明,巧渡金沙江,虽人数减至2万余人,但是在面临敌人的重重包围,经历几次惨烈的遭遇战后的战斗减员.后执行正确的路线,与小叶丹结盟,并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急行军强渡大渡河,分两路夹江而上夺泸定桥,并由此全部渡过大渡河,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懋功（四川阿坝小金）地区,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因战斗减员与翻越雪山草地时的非战斗减员,实力锐减至1万余人.会师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在前进的途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的北上方针.为了实现北上的目标,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军和第3军继续北上,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在等人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人数为7 200余人.因为,在陕北的休整和扩红,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发展到3万余人.
一、 突破三道封锁线的兵力变化
为了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1934年10月16-18日,红军先后渡过于都河,其总人数是86 859人.其中第一军团19 880人；第三军团17 805人；第五军团12 168人；第八军团10 922人；第九军团11 538人；军委纵队4 693人；纵队9 853人[1]9.而从其装备来说,长仅有9 153支,短3 141支,自动28支,手提机关271支,轻机294支,重机357支,山炮、迫击炮38门,合计持炮者35 703人,占总人数的41.7%,非持炮者51 156人,占总数的58.3%[2].以这样的军力配备及战争实力,如果与国民党实行正面冲突与交火的话,红军将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在敌人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渡过于都河后,党和红军利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的矛盾,首先与陈济棠达成了借路协议.仅用4天时间,就迅速突破了国民党部署在赣江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地等地的第一道封锁线.突破此道封锁线,虽然与陈济棠达成了借路协议,但是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激战一夜,敌我均有损失.后陈济棠的粤军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全线后撤.突破此道封锁线,红军主力小挫,损失3 700余人[3].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急电何键、陈济棠火速进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之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但此时国民党军队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之势,加之各部队参差不齐.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于是,红军兵力分三路,于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虽然突破此道封锁线并未发生激烈的大战斗,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缓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因此,红军主力锐减9 700余人.
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已经判明红军将向西与湘鄂西的红军会师,11月6日,发出紧急“堵剿”电令,命令陈济棠、何键等在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之间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将红军堵截,并阻止其西进,同时命薛岳的部队奔赴湖南进行拦截.因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后,东西向可进入广东或湖南,陈济棠与何键深恐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的主旨在保自己的地盘,在纵深方向上部署兵力较多,而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部署的力量较少.鉴于此种情况,建议红军放弃西进,向北进入永丰、蓝田、宝庆等地,但博古、李德等坚持既定路线西进,且一路纵队甬道式前行,而且大搬家式的撤退（有人称其为“马背上的共和国”）,致使红军行动速度缓慢,难以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特长,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 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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