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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汉语新诗的整体状况有一个私人的判断,即这一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好诗人甚至大诗人,但真正足以和这种状况相匹配的大批评家,则似乎一个也无.如今的诗歌批评家中最优秀的几位,固然可以称得上勤勉称职,却并无足够的机缘和能力走在更遥远的前头,为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想象,也无法撬动业已建立的经典格局和评判秩序,重新为汉语诗“立法”.即便水准勉强相称,他们在和这个时代最好诗人的持续“角力”中,无论是赞赏还是讥讽,贴近还是回避,都显得有那么一点无足轻重.但在这份当下最优秀的诗歌批评家的名单中,我愿意将一行列入；并且,以我此刻的判断,他可能是其中最好、最有生长性和最具有大批评家潜质的一位.后半句的断言下得尤其危险,因为它不仅可能直接暴露我自身视野的不足,还会冒犯其他辛勤劳作并卓有成就的同行.
但这种危险似乎也无足轻重,因为它所针对的领域并没有多少关注度.就世俗角度而言,现代学科分工制度下,新诗研究和批评于文学研究领域已然被完全边缘化——何况又逢上这样一个小说和影视的时代,所谓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乎已经被默认为“现当代小说研究”,哪怕新诗百年取得的成就或许要高出其他文体一大截；哲学研究则一如既往地流露出它对诗的隔膜和弃绝,哪怕心心念念“诗和思”,他们说的“诗”也和这里的诗是两回事.就所谓“性价比”而言,诗歌批评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之事,因为做一个好的诗歌批评家并不比做好诗人更容易,而前者又往往由后者“*”：用保尔·瓦莱里的说法,“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因为诗人和批评家一样,都需要在一片混乱中找到那个提炼经验的“严肃的机会”①；本·琼生甚至说只有第一流的诗人才配批评诗歌,这就更为诗人们的自我立法提供了尤为久远的依据.所以,“专门的”诗歌批评家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诗歌批评像是一个永远的“副业”.
虽然早年即有《词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那样质量上乘的诗歌批评论集问世,但一行到现在都不是一个“专门的”诗歌批评家.然而,一行又是以上两种情况中的特例：他出身哲学专业,却像哲学系的一个异类或叛逆,对当代诗歌保持着切近的观察和介入；他从事文学研究,还出版过剧作集《戏剧三种》（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却对当代文学的主流文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他当然也是诗人,不过,无论是投入其中的心力,还是所取得的成就,似乎都比不上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用功和建树——他自己大概也不会认为自己目前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诗人”,换句话说,琼生和瓦莱里的话倒过来说,未必成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行不是专门的诗歌批评家,并不是贬抑；说一行暂时还不是第一流的诗人,并不妨碍他是我眼中第一流的诗歌批评家.他的优势恰在于这种现代学科分类标准下的“不专门”,换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则是博学和多向度实践：哲学出身赋予了他从经验中提炼概念的能力,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域和框架,而诗歌创作经验则追索着批评活动的本源及初心.有了这三个向度上的精神“基座”,作为优秀的诗歌批评家的一行,才得以成立和成就.
在诗歌批评领域,一行最当行的兴许并不是诗人论——他很少对单个诗人的整体创作进行批评,即使偶尔为之,多少也会显得稳重有余而新见不足——不是文本细读——这只是每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基本功——而是对有关当代诗所涉及的问题和理论进行的历时性梳理及共时性整合.换句话说,对于汉语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来说,一行最拿手的是从现象、经验和作品中概括和提炼洞见.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身上的哲学基因,来让概括和提炼能力越界,而是很好地約束了它们,使之为诗服务.即使是在谈论诗歌教育这一类大问题时,他也没有过度地进行纯理论推衍,而是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操作方案.他的批评抱负和理论野心安放在了正确的地方,不同层面的能力都能够各尽其分.
说到诗歌教育,一行前些年就着力于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出版了一部《论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那时候我对他的阅读和我们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多,看到书名的第一感受是,一行怎么也蹚上了“古典学”这趟时髦的公交车,而且他这辆还是十足的“中国制造”！这种惊诧来源于我之前对他的观察,他应该并无时下中国哲学研究界盛行的那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而对所谓的“国学热”也是深恶痛绝的.及至读完该书方了解到,他这里的诗教,指的是“诗歌教育”而且主要指新诗教育,并非儒家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教化”②.实际上,一行在《德性和自由之间：古今诗教理念》中,尝试将后者和前者之间的关系放在“古今之争”的宏大视野下来看待,即他语境中的（诗歌）“教化”和“教育”的分野,实乃古今之分途：“古典教化理念都将经验的完整性（德性）作为首要目的,而现代教育理念则更看重经验的新异性和独特性（自由）.”③难能可贵的,是站在“理解新诗”立场上的一行,却并不因此排斥古典教化中诗歌对于人之德性及世界整全性的积极塑造作用的那一面,只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积极的塑造作用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方式,而“诗歌教育”很可能就是“诗歌教化”在现代性视野下根据变换了的情境实施的自我变革④.但诗歌教育何以可能呢?
2014年夏天在和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一次访谈中,我问到他关于美国创意写作学科中诗歌教育的问题.这位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着一位从事创意写作教学的诗*子的美国当代重要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最核心的层面无法传授,但对诗歌的经验和品位（判断力）可以培养和教学,而具体的技艺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训练⑤.一行的观点或许和之类似,于他而言,基于“诗对于我们经验的开放性”,诗歌教育才成为可能,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就是这种开放性“如何在诗歌教育中被传递给学生”；他并不因为自身的哲学背景而存在一种相关的抑扬式见解,“事关诗歌微妙细节的层面上,即使是最好的哲学也无助于我们形成恰当的文学判断力.”相比于对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推崇,他更愿意强调技艺训练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而这种训练“是纠正那些错误的习惯和倾向,使个体的天赋以最恰当、最充分的方式实现出来”⑥.这样的观点深契我心.那么结合哈斯和一行的观点来看,能够被培养和教学的判断力、理解力和技艺训练,其实是为不能被传授的核心——或许是禀赋、想象力和可能性——服务的.在新诗教育的操作层面,一行也并没有限于纸上谈兵,而是拿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已经超出诗歌批评的本分,迈向更为广义的教育者（不仅仅是一名高校教员）角色了.这些论述中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表达,将我平素所虑、但又朦胧混沌的一些想法细致地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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