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乌托邦、自然史和民族志》：这是一篇与民族志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在《天漏邑》的开头,赵本夫设置了一个源自女娲炼石补天的叙事原型.他在引用了这个精简的神话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任何东西都是有破绽的等天漏村就是天空的一个破绽.”①小说的开篇就提点出了一个特异的空间和悠久连绵的时间,在天漏村这个由原始部落发展成七千多人大山寨的三千年历史中,贯穿始终的是自然的神力：雷击.我们固然可以给打雷这种颇具神迹的现象给予地理和气象学的现代解释,但无疑小说无意于描述一个有着奇特物理现象的地方,而是将其设定为一个超现实的乌托邦场景,从而让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生息繁衍的人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观念和认识理念变成了一个象征.《天漏邑》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文本,它创造了异质性空间,试图以寓言的形式来演绎普遍性的时间,在历史中的游击抗战和现实里的田野调查之间搭上了人的自然生存和精神世界的浮桥,从而让特殊性的“中国故事”获得自己的讲述方式.
“天漏村虽然隐藏在深山老林里,一如化外之地,但从古至今,都是名声在外,是一个和桃花源对应齐名的地方.”这个勾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代文学那些源于“桃花源”母题的小说：某个从普遍地理中逃逸出来的空间,以其地方性文化的特质成为一个或者是寄托理想的乌托邦或者是需要批判的恶托邦,它们显示了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的两条路向.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源”总是一个封闭性的存在,隐蔽地在想象中置换着作家的现实中的个人理想和文化情怀.赵本夫的《天漏邑》置于这个谱系中则呈现出它的开放性特征,即它所塑造的天漏村并非某种超离于现实的抽象和玄奇的存在,而总是和现实纠结在一起：“历朝历代不断有人来天漏村定居等来者不拒,要来就来,要走就走.”雷击让这里成为一块被天谴的土地,居民则是被流放和自我放逐的人.因而天漏村带有罪感,天漏村居民的后代也是附带原罪出生——这个地方确乎是对应着“桃花源”那种净土,是一块罪恶之地.
尽管小说中煞有介事地将天漏村置于距离彭城不远的九龙山,但无疑在历史和现实之中,它都并不存在,这就类似于孙健忠笔下的“倾斜的湘西”,并非某个实然的地域范畴,而是被附着上整体性象征意义的乌有之乡.但赵本夫的罪恶之地,和孙健忠的溃烂之地不同.孙健忠写到的“窝坨街”内在于在19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的谱系之中,而寻根文学中的“原生态”情状从两个向度提供了当代文学命题：作为可供发掘张扬、带有蛮荒生命力的始源,作为需要摒弃和扬弃的落后和过气之物,这两者虽然路向不同,却都隐含着“现代化”的启蒙逻辑.到了赵本夫这里,这种启蒙的逻辑发生了逆转,天漏村拒绝启蒙,而其自然而然的状态本身就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表现在它的居民并没有逃避历史而是主动地进入——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他们不能置身于国难之外了”,天漏村涌现出宋源和千张子这样的英雄浴血沙场.
这种逻辑的反转意味深长,暗示着启蒙叙事的瓦解和寻找精神资源的途径发生了位移.事实上,对于启蒙话语的怀疑在“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书写中一直是不断书写的主题.即便在以乌托邦为主题的叙事中,乌托邦也失去了其真理色彩和道德色彩,那些在民族困境和国家危难中现代文学承担的意义呈现出可疑的面孔,写作者无法在虚构中得到心理补偿和情感慰藉,转而谋求前现代思维的复活.曾经以先锋小说著称的格非在《人面桃花》写到的江南小弟普济和花家舍就是这样的存在.小说中陆侃、王观澄、张季元通过革命建立乌托邦世界而不得的理想,在秀米带有宿命感的一生中,完成了带有老庄意味的轮回,她的死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
较之在大历史中窝坨街的回避和花家舍的自我疏离,赵本夫没有刻意营造出一个远离尘嚣的怪诞地方,也没有刻意回避外部世界的冲击,而是让天漏村融入时代之中.这也是小说两条线索时间点选择的原因：一条是当代历史学家祢五常带领学生来天漏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另一条是以宋源、千张子为主导的抗日战争时期九龙山游击队的活动.两条线索有所交叉,但都涉及外部社会的变迁和天漏村之间的互动.严格说来,两条线索是各自独立的,并不构成彼此的促进,却构成了彼此的印证,共同表达的是坦荡率真、直面灵魂的观念.
因而,天漏村的存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的存在.“天漏村的人坦然承认自己有罪,而世上人都呈正人君子状等死不死是上天的事,怎么活才是自己的事.于是这里人就活得随心所欲,不受外头世界的制约.”宋源和千张子都是这样本乎天性的人,前者阳刚、野蛮、粗糙、充满狭隘的 和暴烈的性格,后者则阴柔、细腻、因为害怕疼痛而出卖同志后又疯狂地对敌人进行报复,这一切让他们显得真实.当然,这种真实并非某种历史主义的真实,而是作为象征意义上的真实.而来到天漏村的祢五常和他的学生也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返璞归真,摒弃了繁文缛节,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契合,使得他的团队体验了天漏村的历史来源和精神实质——它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就在于不远遁世事,也不为世事所改变,而是在葆有自我的同时参和到历史进程之中.
如果从情节的严谨和完整而言,《天漏邑》常有旁逸斜出的破绽.但恰是这样的破绽呼应了小说一开始关于破绽的说法：自然历史本身并非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戏剧,而是漫无目的的存在和行动的集合.是理性赋予了自然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让时间具有了因果链条,才成为历史.历史在《天漏邑》中是暧昧的,异质空间中展开的自然时间和人物并没有构成历史本身.天漏村的漫长历史有竹简乍册记载,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历代被选中记事记言的人都是又聋又哑：“天漏村的刀笔吏居然是哑巴！”他们流水账式的记录并没有表达被某种特定观念所主宰的历史,而是类似于无目的的编年实录.那些存放了数千年并且还在不断积累的竹简究竟传承了什么?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清楚.甚至祢五常及其弟子在村中生活研究多年,也没有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清晰地表述出来.历史就像天漏村的那些哑巴一样不言不语.
没有目的的自然构不成历史,研究者必然带着目的前来,如果结论不表述出来,那么其行动就是无意义的因,小说在这里构成了内在的矛盾.祢五常的学生柁嘉引用尼采的话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長久如云漂泊！”如果最终没有“声震人间”“点燃闪电”,那么缄默的意义何在呢?理性历史的退却一开始就在祢五常的言辞中得到了显露：“历史留下的都是残片,谁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历史,在残片和残片之间需要一种东西黏合,才能把历史串联对接,这种黏合的东西就是感觉.”正是“感觉”打破了对于历史理性认知的垄断,让事件和人物在时间中自然流淌.和乌托邦叙事中常见的时间停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同的是,天漏村的时间始终遵循了自然史的法则②,也就是说历史发生在天漏村的内部和外部,它们都发生了变化,只是人没有被改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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