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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时代：当代台湾纪录片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台湾地区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专著.作者李晨博士,是近年来沉潜于台湾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我是这本书的最早读者之一,从它的酝酿到成书,我都是见证人,因此,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谈一点读后的感想,分享作者劳作的成果和喜悦,在我,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吧.
李晨最早的学术训练是影视文学,曾对李安的电影花过不少工夫,她关于李安电影和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论文,已表现出对电影表现形式和当代文化状况和困境的敏感.2002年李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选择了台港澳文学专业,可能即受到李安这样一位“跨界”导演的影响.“入行”之初,我曾建议她以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和影视（含其他大众文化形式）为研究方向,尤其侧重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研究,但她还是把自己所擅长的“影视”暂时放下,而选择陆港台的几位女性作家作为新的出发点：对台北的朱天文、上海的王安忆和香港的李碧华做了比较研究,这几位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生活在同一时间,却生长于不同的地理和政治空间,其经验的异同令人深感兴趣.有意思的是,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特别是朱天文,80年代以来即和著名导演侯孝贤合作,他们合作的《小毕的故事》（1983）、《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最想念的季节》（1985）、《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1986）、《悲情城市》（1989）、《咖啡时光》（2003）等作品,运用长镜头等纪录片式的拍摄方式,诗意地叙述战后台湾的生活经验,掀起了台湾“新电影”的浪潮；而陈凯歌根据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改编的同名电影（1993）,也是所谓“第五代”导演的转型之作,电影以华丽的艺术来表现凄怆的历史悲剧,其美学和人文关怀使之独树一帜.李晨的硕论虽然搁置了关于这三位作家的影视作品的讨论,但她对作家和当代生活之内在关系、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美学表现方式,已积累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在对朱天文的专题研究中,她得以展开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学之旅：亲赴台湾观察生活,从台北到台南,从屏东到兰屿,寻师访友,广收资料,采访了朱天文等作家,为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这些积累实际上为李晨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研究空间,她最近出版的《光影时代：当代台湾纪录片史论》,就是她将台湾的影像世界、文学作品和当代生活做进一步观察、思考和深化研究的成果.
李晨大概是从2005年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开始重拾旧业,开展对台湾纪录片的研究的.而这一决定,可能跟我在台湾和纪录片的“邂逅”和“疑惑”有点关联.
2004—2005年间,我曾受邀到台湾清华大学做客座学者.除了为研究生讲课,我的工作不外是阅读和台湾文学、文化相关的史料,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当时最令我惊讶的就是学院内外掀起的“纪录片热”.不仅台湾的院线上映各种类型的纪录片,而且在校园、艺术馆、图书馆等处都有纪录片上映和研讨活动.新竹有个市立影像博物馆,当时就曾举办纪录片影展.影片播放完毕,编导人员和在场的专家、观众举行观影研讨会,就影片的内容、人物、故事、社会背景、美学风格以及拍摄的经验等展开对话,影片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让人们通往历史,走进社会,在人和人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往返互动,好不热闹.我曾在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当时热播的纪录片,经常出现断档的情况.我当时选看了几部代表性的作品,如2000年出品的《银簪子》（萧菊贞导演）、《海有多深》（汤湘竹导演）；2001年的《私角落》（周美玲、刘芸后导演）、《养生主》（朱贤哲导演）；2002年的《证言二二八》《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蓝博洲导演）；2003年的《生命》（吴乙峰导演）、《跳舞时代》（郭珍弟导演）、《台北波西米亚》（鸿鸿导演）；2004年的《无米乐》（颜兰权、庄益增导演）；2005年出品的《还原二二八》（王育麟导演）、《翻滚吧！男孩》（林育贤导演）等,这些纪录片,跟我以往看过的纪录片有很大的差异：它们讲述的故事,不再单纯是大人物、大事件,而是那些市井小民,弱势族群.他们栖息于城市或农村的“私角落”,游走在现代生活的边缘,他们或被历史大潮冲荡到岸边,被人遗忘；或曾因“政治异端”深陷囹圄,却秉其理想而坚韧图存.
我对纪录片并不陌生,但以前从未有过专门跑到电影院去看纪录片的经验.记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陆,新闻纪录片常常是作为电影上映前的“小菜”或“政治广告”播映的,这是人们通过纪实影像获取国内外资讯的手段之一；到了电视普及的 十年代,纪录片作为介于电影和新闻之间的类型受到欢迎,有些纪录片类似自然、人文风光的艺术广告,有的则以政论片的形式出现在黄金时段,譬如1983年的《话说长江》、1988年的《河殇》曾在央视播出,这两部作品大气磅礴,一时之间,街谈巷议,但即使这样,纪录片似乎仍难于撼动电影或电视小说（连续剧）在受众心中的位置.然而,我到了台湾以后才发现,纪录片还可以是这样的！它们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凡人俗事,即使是对历史有所反思和清理的影片,也是把“凡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些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恰恰是人类历史中最感人的部分！拍摄者是“凡人”,被拍摄者是“凡人”,观众也是“凡人”.告别了“威权”时代的台湾民众,经历了80年代后半期的“解严”前后的洗礼和90年代的政治转型,进入了一个可以冷静面对和处理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时期.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21世纪的头五年,曾处于边缘地带的纪录片的制作和研究,竟然如此引起观众的共鸣,人们在纪录片里看到的不是“他者”的镜像,而是“自我”的类似的命运.这恐怕也解释了在台湾“新电影”的热潮落下之后,纪录片何以又掀起了又一个“浪潮”.我发现有些纪录片的导演,是活跃于剧场的诗人、作家,如《台北波西米亚》的导演鸿鸿；有些则是80年代就用镜头来表达社会关怀的专业人士,如成立于1988年的“全景影像工作室”的吴乙峰等人,他们和早在80年代中期就投身人间关怀的社会运动的人士蓝博洲、关晓荣等一样,都曾受到陈映真1985年创办的《人间》杂志的影响,吴乙峰等1980年代拍摄的《人间灯火》系列纪录片,有很多取材于《人间》杂志；而蓝博洲、关晓荣就曾是《人间》的撰稿人和摄影记者,他们上山下乡,调查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现代化进程中被侮辱、被边缘化的工人、农民、山地原住民的生存状况,以报告文学或纪实影像的形式,实践陈映真提出的“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回复勇气”的理想.这群知识青年,在将近十年之后,重新运用纪录片这种形式,复活了自己的文学理念.
人文关怀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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