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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例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败,没有监督的政权最容易变质,没有监督的政党最容易垮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就坚持和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坚持和强化党内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强调公社的官吏必须处于公社的监督之下,防止公仆蜕变为主人.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建议成立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以加强党内监督工作.我们党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党内监督.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第一个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一贯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他认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任何党员都必须接受党的监督.1937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既强调自上而下的組织监督,也重视自下而上的监督.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还设想过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形成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的习惯,以保证和加强党内监督.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八大修改党章问题指出,“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保证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为了切实加强党内和党内监督,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同时,还具体规定指出：“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这既体现了发挥党内与加强党内监督的密切联系,也反映了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认为党内同志之间要互相监督,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并指出这是中国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955年3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
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也是长期思考的问题.1949年11月,根据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为从制度上监督提供了载体.此后,为了更加有效地向党内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党和反复强调要加强纪律检查工作.1950年2月,发出《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规定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直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与此同时,上下级纪委之间又有工作、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这就为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1955年3月,中国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决定成立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据此成立的到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打击与惩治违法违纪行为和各种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
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苏区时期,就认识到让人民群众监督苏维埃的重要性.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到了延安时期,对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945年7月,与到访的褚辅成、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深入交谈.黄炎培对说,他所亲眼看到的兴衰更替,“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对此,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认为,党执政之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他反复强调,的权力,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57年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强调,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党内监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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