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76如何稳定上海局势》：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局势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1976年10月6日,粉碎“ ”的当天,就将这4个人交给了 警卫局的8341部队,将他们拘留在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里,对外面全部封锁了消息.当时在全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中,首先得稳住上海的局面,这就必须控制住“ ”在上海的余党.
采取的措施
对于上海的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叶剑英元帅,对于上海成立工人第二武装早已有所防备,很早就命令许世友将军将最精锐的第60军的兵力驻防在上海周围地区.
采取的具体措施,一个就是在粉碎“ ”的第二天,将他们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马天水通知到北京“开会”,同时还通知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同去,这是第一步.周纯麟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正直,在上海时就和“ ”的骨干们进行过斗争,到北京后积极拥护 决定,并和马天水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当时和马天水一同被通知到京的还有江苏、山东、湖北3个省和南京、济南、武汉3个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的通知是很明显的, 对上海周边的省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一来防止上海有“动向”之后,“ ”在这些省的余党响应.二来一旦上海有什么新的情况,周边各省可以对其形成合围之势,防止事态扩张,波及全国.
当中央向这些省、市、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粉碎“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大家都表示拥护 的决定,唯独马天水,向 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见见“ ”,二是希望 能对他们（指“ ”）宽大处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天水等“ ”在上海的余党对他们主子的忠诚.
虽然 当时兼任着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但南京军区的军权却并不在他的手里,担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是从小就跟着贺龙出来闹革命的开国中将廖汉生.1954年廖汉生是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60年任北京军区政委.此人办事胆大心细,他被通知到北京的两天后,便独自受命匆匆飞回南京,当天晚上召开了军区各军、师的负责人会议,对上海周边的军队进行了再次仔细的布防,防止上海出现突发事件,以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局势稳定.
“ ”余党的活动
“ ”在上海的余党廖祖康在一次武装叛乱的策划会上,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这伙人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廖祖康就主动提出来由他去具体实施.
和此同时,朱永嘉还提出“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 .朱永嘉是搞文的,从抓舆论入手进行叛乱活动.在10月8日这一天,他就先后跑到《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后,“ ”在上海的这伙余党,还认真讨论了武装叛乱中指挥部的设立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叛乱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移到东湖招待所）.
徐景贤于10月8日晚下达了准备上海武装叛乱的“指示”：“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写好后,徐景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 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 万余支, 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后来,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我当时估计, 很可能就近调60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的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 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摘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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