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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作家简 ·奥斯丁的影响持续扩大,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她简直可以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
其实,奥斯丁辞世后的五十年,相关文学评论并不多.一八七○年以前,仅六篇期刊文章见诸报端,专论其小说创作.一八六九年,《我的姑妈：回忆录》面世,读者一厢情愿地把家庭成员的回忆当成 “第一手资料 ”.奥斯丁成了远离尘嚣的乡村淑女,或融洽大家庭中的温柔姑妈.这样的大众形象,爱德华时期的鉴赏家、学者和作家,所谓的 “第一代简迷 ”,也欣然接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查普曼（R.W. Chapman）的《奥斯丁文集》刊印,不仅巩固了这一传统形象,提高了作家的经典地位,还迎合了 “一战 ”后英国民族性构建的浪潮.随着大英帝国衰落,民族性的 “主旋律 ”变调：“昔日的乡村英格兰 ”和温馨的家居生活,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阳刚激昂.当然,也有读者敏感地察觉到小说掩饰的愤世嫉俗.早在一八五九年,就有论者说：“奥斯丁太冷静、太无动于衷、太自持有度,从不轻易发牢骚,或滔滔不绝地议论.淡淡的讽刺,是她得力的武器.”
真正让奥斯丁读者们对立起来的是哈丁（D.W. Harding）.《有节制的仇恨》是他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时的讲演稿,一九四○年在《细察》刊物上未加改动而发表,哈丁因之称雄于奥斯丁批评史.文章开篇就指出,奥斯丁的印象,经过批评家、文学史、大学讲坛和文学报道等层层过滤,“到了读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 ”.哈丁毫不客气地挑明：“阅读和欣赏她的,正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哈丁精心挑选了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评论）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哈丁区分了两类读者.一类是业余爱好者,沉溺于小说中的闲言碎语,或者欣赏其中 “淡淡的讽刺 ”.哈丁眼里,“第一代简迷 ”在奥斯丁的 “标准英语 ”或者小说折射的 “文雅社会 ”中,醉心修炼自己独特的鉴赏眼光和文化格调.第二类则是严肃认真的 “专业 ”读者,关注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尤其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关联,培养成熟而复杂的批评能力.
这一区分其实蕴含深意.“二战 ”前后,英美的学院派形成,就出身而言,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子弟,不同于查普曼等 “年长一代的绅士学者 ”.哈丁和利维斯（F. R. Leavis）等,用伊格尔顿的说法,是“孤陋寡闻的小资产阶级的后裔,而非占据早期文学教席的上层社会的业余爱好者 ”.这些 “中产阶级教授 ”反对 “绅士学者 ”,将批评矛头指向自我欣赏、不求进取的上层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 “简迷 ”自诩,他推行绥靖政策,难免见恶于哈丁等.哈丁赞美奥斯丁对日常道德之暗中抵抗,就是责伐那些保守派的泛泛之谈.“温柔姑妈 ”变成了颠覆作家,仿佛 “奥登式的特务 ”,专门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来挖墙脚.哈丁的文章传开,民众为之哗然,甚至质问,他是否传达了 “ 的观点 ”.燕卜荪（William Empson）私下对该文的回应,证明了此类怀疑并非子虚乌有, “这是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位女士（奥斯丁）的回应,无非要强调：托利分子认为,她赞同现存体制,而我们红色青年坚信,她的心在反叛者一边 ”.脱离现实的美学,向来为利维斯派所不齿,文学研究必须面向社会和政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本人 “有一段时间甚至谨慎地赞同了某种经济共产主义 ”.
《简·奥斯丁：作为防御和探索的反讽》（一九五二）显然是对哈丁的响应,且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自此,美国的奥斯丁论文数量开始赶超英国.马德里克（Marvin Mudrick）认为,奥斯丁小说之矛头,多指向中等阶层的价值观：谨慎的日常算计、自诩的人道主义、虚套的贞洁观念,尤其作为经济考量的婚配等.奥斯丁尽可能回避同现实的冲突,不露声色地穿透市民社会的华丽外表,含沙射影地揭示其物质基础,“打消资产阶级未婚妇女的白日梦 ”.这让读者想起奥登的诗行,“英国中产阶级的老姑娘 /描写金钱招情惹爱的力量 /直白而又清醒地揭示 /支撑人间社会的根基 ”（黄梅译）.五十年代的美国,文人志士不便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社会上弥漫着一股保守思潮,《反讽》的艺术批评,自有其社会维度,不容忽视.
不过,也有大众媒体或者通俗作家指责马德里克,如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的书评,攻击《反讽》耍弄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此类批评更包含了不同职业风格的对抗：现代文学批评逐渐变成了学院派的理论,和报刊书评、印象式赏析渐行渐远了.“二战 ”后,英美大学扩招,各色知识分子纷纷进入高校,中产阶级教授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此时,小说研究在高校刚刚起步,新批评派正考虑如何将诗歌分析的技巧移植于其他文学形式,而奥斯丁小说更为精致简练,且数量不多,成了最佳 “突破口 ”.马德里克系统阐发反讽之奥义,的确不同于普通 “简迷 ”轻浅的欣赏,别具专业研究的技术性和严肃性.但新批评逐渐模式化,醉心于使用学科专用术语,含混说和张力论也好,意图和感受谬见也罢,很大程度上,此后的奥斯丁小说研究,被拖入形式化的范式中.意想不到的是,消遣性的日常阅读和专业性的文学阅读,完全被隔离开来.这是文学研究丧失社会支持的开始,更为后来奥斯丁被普通读者和知识精英奉为不同的经典而埋下了伏笔.
即便在学院内,奥斯丁的读者也开始分裂.特里林断言,如果 “风格既可以表达任何创造和行动的内在真理,同时又可以掩饰这个真理 ”,《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新风格的尝试,其手法 “比奥斯丁其他作品的反讽更深刻,它是对反讽本身的反讽 ”.特里林借助历史的后见之明和欧陆的哲学思想来阐释《曼斯菲尔德庄园》：女主人公范尼的基督教精神,到了十九世纪,变成了强烈的责任感,经历了黑格尔所谓的 “精神世俗化 ”后,再变为当下社会的某种强制力量.论者的复杂心迹,影影绰绰于文中,“奥斯丁首先意识到控制人们道德生活的那种恐怖力量,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无名审判者,在它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展示自己世俗精神的纯洁性,因为和宗教精神相比,世俗精神中黑暗和模棱两可的领域更多 ”.英国左翼学者巴特勒（Marilyn Butler）指出,特里林身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纽约,难免误读了十八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后来,美国东海岸的知识分子,尤其浪漫主义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领衔、布鲁姆（Harold Bloom）为后起之秀,把奥斯丁小说完全置入一个非社会性、无时间维度的艺术真空中.
奥斯丁读者们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简·奥斯丁读者们为关于奥斯丁读者们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奥斯丁史蒂文斯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