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动物保护之上海往事》：本文关于上海往事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朱旺家这个名字之所以载入史册,被今天的人们记住,不在于他有多么特别,而在于巧合,在于一个极其寻常的姓氏符号恰巧承载了上海往事中一起耐人寻味的文明冲突.
1906年11月18日,赘生于公共租界的上海会审公廨一如往常地开门审案.第三位被传唤出庭的,就是这位上海的普通市民朱旺家.“他被控于下午一点五十七分在北京路将一只活鸭残酷地放入滚开的沸水里烫死.此人说话结结巴巴,提出的解释含糊不清等他被处以二十五美元罚款.由于缴不起罚金,只好将他驱逐等”
这是一个名叫钱皮.S.安德鲁的美国律师,当年在“环绕地球半圈到达上海”后,为《纽约时报》所撰述的有关上海留给他的“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见《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
朱旺家恐怕至死也弄不明白,为一只即将被端上餐桌的屠鸭,无论宰或者烫,横竖不都要把它弄死吗,何错之有?他却因为用开水烫,而不是用快刀宰,要被判罚二十五美元重金,这算哪家的王法?他的结巴,想必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审糊涂了、判糊涂了.语言既然被认为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结巴的便首先应当是他的头脑.这笔钱别说他缴不起.就是缴得起,但凡中国人,谁肯乖乖地往外掏这种冤枉钱?安德鲁留神观察了一下四周,言外有声地写道：“法庭里大约有上百名清国人,当中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等”
特别让人吃惊的是,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活跃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开始了跨文化的制度创设.
据上海市档案馆编译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记载,1866年9月6日,来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T.T.柯普安,就把他拟订的上海地方《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规则》,端上了租界的会议桌,敦请英、法领事及上海地方长官,共同实现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双管齐下的保护策略.
其一,通过英国领事,请他与地方长官上海道台协商,敦促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规则》在地方区域内落地.这项规则包括：“每年3月1日之后及10月1日之前”,禁止猎杀“诸如野鸡野兔之粪猎物”；同期亦禁止西侨本人购买猎物和“仆人购买猎物”；而在射猎期,“应适当注意保护（乡村的）庄稼、田园和篱笆,并使仆人给予乡下人和村庄当局以应有的体谅和尊重”.
其二,柯普安建议,作为上述制度的配套,还应向“猎物人”征收执照捐,“以便有关当局可以控制射猎季节”.这种执照,只能在“每年的10月1日到次年的3月1日有效”.通过对销售时间的控制,柯普安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让“猎物人”知道,在不准捕杀猎物的时间段猎物,是要受到工部局罚款处罚的.从而保证繁殖季节禁止捕杀猎物的目的得以实现.
这样一来,柯普安期待,“上海一百英里以内的射杀猎物行为立即停止,并使之成为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品”.
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大概还处于水清天蓝、植被葱茏、鸣雉群集、狐獾出没的生物化境之中吧,柯普安却已经开始杞人忧天了.对这位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名誉干事而言,让世间万物均置于可持续状态的理念似乎浑然天成,而无须接受艰涩的理论熏陶和残酷的进化惩戒,然而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柯普安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有钱人有足够充沛的猎物可供他们奢侈地消费.
动机与目的看来也不是很纯正嘛.
行文至此,请客我荡开一笔.假如撇开制度性创设的短板不谈,面对非我族类,中国式悲悯情怀的觉醒其实未必比西方人晚,几乎与柯普安同时期、甚至更早一些,中国皇帝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帝）,在其继位之前与皇弟奕訢争储的要紧关头,就曾留下过一则不忍伤生的佳话.
道光帝晚年,为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立谁为储君的问题上,曾一度大伤脑筋,踌躇难断,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对二位进行反复测试.据清记记载,道光帝一次外出行围打猎,命二人随行,其意不在巡狩助兴,而在测试二人的骑射功夫.不料,围场之内,面对飞禽走兽,四阿哥毫无争胜,“但坐观他人骑射”.不发一一矢,一味示弱.似乎有意给弓马娴熟的六弟让道.道光帝大惑不解,诘问究竟.奕詝答曰：“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道光帝闻言,顿时感动万分,叹曰：“真有人君之度啊！”
尽管皇帝被懵得一愣一愣的,最终把皇位交给了咸丰,但冷眼旁观的史官清楚,四阿哥这是依从了师傅杜受田的计谋,以仁制勇,以弱凌强,玩了一把夺嫡的把戏,权术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此一生荣枯关头”,敢于冒险示弱.将命运前途押作赌注,逆旅争胜,绝非耍耍小聪明的档次,需要大智慧大仁义.而这种中国式的大智大仁,同源自西方的动物保护理念,从本质上说,是彼此相通的,都跟“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的宇宙观相默契——天地和睦,端赖万物共生共荣.只不过中西双方都未必自觉罢了.因为不自觉,所以不同流,到头来中国式的悲悯情怀非但没能发育成制度型的社会安排,相反日趋式微.
与柯普安制订的禁猎令相配伍,租界还发布了禁虐令,即禁止对动物施以“不‘兽’道”的.诸如当下在活熊肚子里插上导管活取之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孰是孰非肯定用不着媒体讨论名流参观,巡捕房马上就抓人了,哪里还轮得到董事长向证监会递交上市申请.上文所说的朱旺家不就撞口上了嘛.
如此超前的观念和举措,想要在中国大地上落实,恐怕不太乐观.
面对“禁虐令”,上海民间的聪明人士嗤之以鼻,极尽蔑视：“可以杀鸡而不可以倒提其两足,以一正当一不正当为词,假使鸡而能言,不知以为然否?一笑.”
这股机灵劲用来对付区区禁虐令,绰绰有余.
南京路采芝堂药铺,一向按古法宰鹿,“用绳缢颈”,也就是活活吊死,禁用刀割,切勿使鹿血外流,才能保证其“功用自全”,血肉皮骨均不失为温补之珍品.然而租界卫生处视此为残忍无道,严令禁止,一旦发现,即行“鸣捕拘罚”.中西之间的误会可谓大矣.自是而后,为了规避租界法律,租界的中医药铺凡遇宰鹿,一概转移,去往华界执行.
面对这样的历史真实,我的心情五味杂陈.
外国当局,竟然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立法并执法,本属荒唐且非法.而此荒唐又被合法地用来矫治被现代文明视为非法的茹毛饮血,结果却遭无所不在的中国式狡黠所化解.
上海,华界与租界并存,英美人和法国人享有同大清一样的行政管辖权,一市三治的畸形格局,曾经为东西方文化的铺陈、对垒、冲撞,乃至剿杀,提供了庞大的博览平台.
1934年6月18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他的名篇《倒提》,以为“（动物）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呢”；对“生到驴肉”、“活烤鹅掌”之类,一概斥为“无聊的残虐”.然而,面对殖民者以残虐的入侵为前置条件的反残虐的文明冲突,先生心情复杂、曲肠九折地写道：“西洋的慈善家们是怕看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是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等”
上海往事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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