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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和”本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以中国儒家哲学为灵魂的审美形态.“中和”的人文、艺术和谐观所传达的音乐美学思想,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体系的哲学基础和艺术观念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实践中随处可见.将“中和”思想称为“中国民族音乐之魂”,当不过分.
关键词：“中和”思想,中国民族音乐,音乐理论,音乐实践.
音乐没有国界,它是人类的,世界的,这是音乐的共性；但是,音乐也是有差异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总有它的一些独特之处,这就是音乐的民族性.中国虽然地域大,民族多,然而,因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最大特点,却是“中和”这一概念,即使将其称为“中国民族音乐之魂”,也不过分.
一、“中和”本是一个儒家哲学概念
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而在儒、道兼容互渗中,儒家的“中和”学说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和”本是一个哲学概念.所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 ,通俗地说,就是使人更加聪明的学问.
“中和”的意思就是中正、平和,引申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人们的道德修养能达到致中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荀子·王制》说：“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叶适《中庸》说：“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吾顺之者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臣也,夫如是,则伪不起矣.”
“中”的意思可解释为人的多种情绪隐而不发至宁静淡泊的一种状态,而“和”的意思则是相安、谐调.儒家并不简单地要求人的情绪不能有喜怒哀乐,不能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而是崇尚“发而皆中节”,即每种情绪的表现和释放都要合乎一定的“度”,有节度、有控制、有分寸,张弛皆有法约,进而达到“和”的状态和境界.因此,中国人讲求人性中的“中和之美”——在情绪不发的时候,从容淡定,满目天然,达到像北宋大儒程颢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和人同”[2] 的境界；而在情绪释放的时候,内心始终留有分寸,始终保持一种平衡的心境,不极端、不张扬、不暴怒、不狂躁、不狂喜、不绝望,绝不陷在一种极端的情绪中.因而,“中和”是宇宙的“大本”,是大千世界最重要的“达道”.步入这种境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方有从容的秩序感,宇宙才能和谐运转,万物才能有蓬勃孕育和滋生的契机和条件.
“中和”是以中国儒家哲学为灵魂的审美形态.哲学是指导人们处理人和世界、自然、社会各种关系的认识基础,音乐当然也不例外.
《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晏子以烹调和音乐为例来喻“中和”的论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烹调体系的和谐构成,是要经过五味互济互泄、相互联结的转化交融过程.晏子“以水济水”、“琴瑟专一”为例说明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不能让人产生美感；只有五味相济、五声相和,将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折中调和,才能给人感官的愉悦.这已涉及到“中和”思想的重要内涵——异质相济相成.美也由此而生.
“中和”的人文、艺术和谐观所传达的音乐美学思想,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体系的哲学基础和艺术观念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音乐作品、乐器制作等实践中随处可见.
二、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中的“中和”思想
哲学指导的是人们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在音乐理论中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统一的“中和”思想业已产生,在音乐中,就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
中国最早的文献典籍是《尚书》.《尚书》中的《舜典》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文中的诗、歌、声、律,到八种乐器的演奏,都协调有序,以此沟通人和神,达到“人神以和”的目的.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非常强调“和”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3] 君子以“和”处众,好善恶恶皆出于公；小人则阿比附会、党同伐异,好恶皆出于一己之私.据此,孔子以“文质彬彬”为君子修养的标准.文质各有所胜,过犹不及,都是不美的；只有兼容文质,使文质相符,才是君子.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解释释说：“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4] 文质所以能相符相称,在于礼的节制约束.当孔子将文质相符的道德修养标准运用于诗歌和音乐的评论时,便有了“《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赞语,以及对“（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 的批评.孔子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这种以“中和”为代表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很少有剑拔 张地表达狂怒狂喜的作品.多数作品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个人内心情感的时候,总是温婉曲折、含蓄深沉地寻找适度的表现方式,意味隽永地表现情感.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积淀.
乐之魂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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