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新世纪诗歌批评文体意识重建》：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诗歌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文学批评的职业化,是重新激发了批评的潜在活力,还是将其推向了更深的困境?我们确实很难说清这一问题.然而,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渐趋弱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学院批评变得越来越圈子化、概念化,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缺乏有效性.有的作家声称从来不读批评家的文章,而有的作家虽然不反感批评,但他们并不太重视,只要有人来评论他们就行了,不管评得怎么样,他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对自己的关注和点赞这样一种程序.在如此批评生态里,批评家的行为好像是在自说自话,甚至是自我辩护.在对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或作具体作品的细读时,总是脱离不了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属,这样获得的话语权,对批评家来说是非常无力的.操持纯理论的武器,如今又并不太受待见,往往还会被扣以“用理论套作品”的帽子,被认为是批评的无能.
相对于更热闹且人数多的小说批评界来说,诗歌批评更显得边缘化.诗人和读者对当下诗歌批评的诟病与指责,也多集中在批评的无力上,这种无力,其一是与诗人创作进行互动的无效性,其二是批评文字本身的无可读性,即批评文体意识的匮乏.有的诗评家并不重视批评也是文学创造的理念,为了体现专业化,甚至将批评变成了社会学和统计学研究,这看似批评的拓展,但仔细反思,又何尝不是批评主体在精神上的萎缩呢?带着这样一些困惑和疑虑,我们试着来探讨一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境遇与文体意识的重建问题.
诗歌批评面临的文体与精神困境
不管我们对诗歌与诗歌批评存在何种偏见,有着怎样的困惑,它真实的处境依然就在文化的一个小角落里,可能也有零星的与诗歌相关的新闻吸引大众的眼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边缘现状.有评论家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诗歌在小说之上.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们不必为此沾沾自喜,诗歌面临的内部问题不少,诗歌批评也就随之更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看似提振了诗歌批评的地位,实质上可能是对诗歌批评更大的规约与束缚.这种体制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批评的同质化、千篇一律,缺乏原创精神和探索意识.
当然,这并非我一厢情愿的认知,不仅诗人们意识到了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即便很多身处其中的诗评家,也清醒地体察到了无处不在的困境.“当代诗歌批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本体论化的倾向.”[1]批评的简单化倾向,更多体现在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上,这或许是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论争的一种惯性和延续,它暴露出了我们在诗歌认识上的表面与肤浅,很难真正参透其中的复杂和丰饶.诗评家陈超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危机：“就总体看,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衰退期’,这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2]陈超抓住了当下诗歌批评的本质性困境,即表象繁荣而内部虚空,他将其定性为综合批评能力的萎缩.这并非针对某位具体的批评家,他所指涉的是诗歌批评的群体表现.相比较来看,这也不是批评家的个人问题,尤其是经过科班训练,年轻的诗评家会更富有理论深度和知识优势,何以会出现“衰退”?这必然涉及到诗歌批评的环境、机制和评价体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职业批评在当下的乏味和无力.一方面,媒体批评的强势介入,对职业批评的冲击非常大,作家和诗人们可能更青睐文化记者的报道,它带来的是更快捷、生动、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职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导致批评家们在“项目化生存”的板结体制下,很难找到批评的纯粹性,这也就让阐释性批评渐渐丧失文学的活力和美感,而变成了批评家某种个人学术理想的枯燥演绎.当然,这只是批评现状的两个方面,还有更多其他原因也会导致批评愈来愈缺少品格和质感,从而沦为当下学术体制的附属品.批评一旦沦为作品与体制的附属品,它的牵强必然会引起诗人与读者的不信任感,这给批评家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促使其反思,另一方面,也就是对批评本身的打击.这一切都表明了当下诗歌批评的失效：当诗人们需要与文本相关的细读式批评时,批评家们却都热衷于归纳、总结和写诗歌史；而当媒体批评因大众化而丧失批评的*底线时,批评家们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读者看到的却是他们和媒体批评的某种合流.
真正有立场的诗评家,似乎应该与喧嚣的媒体批评保持距离,这样或许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诗歌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在网络时代,媒体对诗歌的批评只能作为我们全面认识诗人写作的一个参照,而不能将其当作评判和遴选的标准.众声喧哗的网络批评意见,确实扩大了诗歌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为审美的多元化,从而打破了诗坛二元对立的格局,各种不同的诗歌写作风格,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平台与阵地.相应地,诗歌的丰富性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把握,这对于批评家来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即诗歌评判的标准问题.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面临一个问题：选择好诗的艰难.标准到底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持续了新世纪以来的这些年,几代诗评家都曾参与其中,但最后仍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当然,在对诗歌标准问题进行探讨与界定的过程中,却牵扯出了当下诗歌批评精神的问题,它要求批评家打开眼界,拓展视野,以更具时代性的美学来解析诗歌文本.其实,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的诗歌批评精神自觉也很匮乏,它与诗歌批评的技艺和文体意识一样,也遭遇了长期的缺席.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除了个案批评与文本细读之外,当下诗歌批评大都表现为现象性揭示、总结性研究、归纳与概括性批评.跟着诗人一起炒作概念,随大流地热衷于简单的代际划分,这些都是停留于表象的批评,连批评家自己都不满意此举,更遑论他人对其产生兴趣.诗歌批评给人带来的不信任感,正是其病症所在,它预示着一个前提,即批评家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性,对于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来说,也是他们的软肋甚至痛处.批评独立精神的丧失,会引起批评价值观的混乱,这也是现在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应景批评的原因.多数“人情评论”都大同小异,对一个诗人的阐释,也可用到另一个诗人身上,这种万金油式的批评,同样也让少部分有良知的诗评家们蒙羞.在我看来,当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失衡,且有连带效应：评判上的简单化处理,会引起审美上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判断,必会无意间消解诗歌的丰富性；如果消解了丰富与复杂,又对深度、高度与广度产生排斥,所有言说都围绕着一种自我辩护,难免就造成眼界的狭隘,表达上的空洞,以及价值观上的虚无.这些大都可归为一种结论,即诗歌批评家们需要有更宽广的审美视野、更内在的问题意识和更精准的批判性,唯有以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批评的及物性才会成为可能.否则,空对空的批评,还是会让批评陷入恶性循环当中,终究也难以走出困境.
诗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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