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生和民权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思想》：本论文为您写董时进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 民国时期,农业学家董时进提出了旨在改善民生、增进民权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民国乡村农民贫困与农校破败的状况促使董时进思索乡村职业教育改革,并设计规划了包括“学校”“学生”“乡村妇女”三方面的改革计划.担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后,董时进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并取得成效.董时进认为,职业教育改革要优先发展“民生”,其次推进“民权”,最终实现农民自身境遇的改善.
关键词 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教育思想；民生；民权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36-0069-05
熊培云在其所著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开篇中即提到“董时进”并在书*绍了民国时期董时进所提出的乡村建设思想,称赞他是一个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1].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青年时代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1920年代中期回国后相继担任过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等职务,创办了《现代农民》杂志.此外,他还加入过民盟,创建了农民党.1949年前后,因反对土地改革远走香港.民国时,就有人这样评价董时进：“为人最喜欢真理,厌恶虚伪,富正义感,好主张公道等他虽生于地主之家,而思想是进步的,生活是简朴的,他没有官僚的习气同政客的手腕,他不喜活动交际,更不愿随便拉关系讲应酬.”[2]
近年来学界对于董时进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对于其乡村经济改革思想以及生平方面的研究日渐增多.通过学术梳理可以发现,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关于董时进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职业教育思想被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吴强撰文专门介绍了董时进的高等农业教育思想,对其所提出的“教学宗旨”“教学理念”“受众群体”等方面展开了探讨[3].在翻阅相关史料后,笔者认为,在董时进的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与经济思想实则相辅相成,共同搭建起了其对于民国乡村改革的整体蓝图.在董时进看来,民国乡村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落后.所以他认为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不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要策,而且是培养民权,建立*政治的根本方法”[4].民生方面,可以为农民提供与农业有关的生产与技术知识；民权方面,可以让农民增长视野,走出乡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二者结合,不仅有助于农民摆脱贫穷无助的悲惨境遇,更能为乡村经济的改善以及乡村现代化转型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
一、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缘起
1920年代初,身在美国留学的董时进就开始在国内报刊上撰文谈论有关中国乡村的种种问题并发表个人见解.在他看来,虽然“农业是最有永久价值的生产事业”[5],但当时中国的农业以及农村状况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特别是乡村教育,董时进认为在农民自身与农校状况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第一,从农民自身角度来说,首先是因为经济条件而无法接受系统教育.即“国民智识之低浅,是因为没有机会受教育——因为没有钱”[6]；加之农村耕地有限,所以很多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成为乡村里的“无业游民”.其次,因为缺乏教育的缘故,农民没有足够的农业专业与技术知识,导致日常耕作“每与科学方法及经济原则相乖谬,难收事半功倍之效”[7].再者,就是农民又大都迷信,“无一人可当科学的三字”[8].种种因素,使得中国的农民不仅“能力薄弱”,而且“凡一念及其经营法之窳陋,未有不令人大失所望者”[9].第二,从农校角度考虑,董时进认为当时的高等农业教育在“宗旨”“课程设置”“科目设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可改进之处.如“课程设置”流于表面,没有针对性,“现时中国高等农业学校之课程,不伦不类,过于通俗,毕业学生,万能而一无所能”；科目设置过于单一,“单科大学之课程及教授,大致均系不离本行,实属一大缺点”[10].由此,中国农校所传授的职业教育无法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与实践.
1932年,董时进回老家四川进行实地考察,他说：“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11]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董时进对乡村教育面貌的破败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他的记录中,乡村小学犹如“叫化院”,多半在破庙,甚至四周没有墙壁；一般学校里只有十几个学生和一个饿不死的先生.县立小学同样简陋不堪,教职员大多是青年,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可.因此,“一般人都不乐意送孩子入学校,他们宁可不教读书,或送去进私塾”.在教育理念上,农民送孩子入学只是为将来“不但要不受人欺侮,而且要说的话人家都依從”.至于农业职业教育,根本得不到重视；或者“即使某种职业真合实用,真可以赚钱,他们也会另用一种眼光去看,不会把他当作教育”[12].面对此景,董时进笃定改革乡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乃当务之急,即“不仅是职业教育,尤其重要的是治愚的教育；要使乡民全都调动起来,别人才不敢欺负”.当时民国政府对于乡村的扶植力度有限,所以董时进认为只有让农民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提升“民生”与“民权”两方面的意识,才能增强自身实力,即“解除了人民的束缚,除去了他们的障碍,他们就不难自己活动,自己发展”[13].
二、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设想与实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思潮”一度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流.代表性人物与团体包括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创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创办的乡村改进实验区；以陶行知为首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以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等.晏阳初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的改造”,为此他针对乡村“愚”“贫”“弱”“私”四大问题提出了进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的乡村教育模式,从而达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14].黄炎培认为乡村教育要兼顾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知识的学习,即“一面做,一面学.从做里求学.从随时随地的工作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识”[15].陶行知认为乡村建设的中心在于乡村学校与教师,为此他提出：“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16]各方做法不同,但初衷都是为了改进乡村教育、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与上述乡建团体不同的是,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两点,用他自己的话说,首先是“技艺和方法的传授”,如组织管理、复杂机械的使用、防除病虫害等；其次是“改良农业和乡村生活”,就是让农民获得知识并且自身富裕之后,还能拥有管理乡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17].
董时进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民生和民权董时进乡村职业教育思想为适合董时进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董时进 烂泥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