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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 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由分歧而生争论,从争论而至破裂.在面对误解和批斗时刘少奇曾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我一直是拥护 的.”历史应当相信刘少奇的忠诚
第一次大的分歧和争论
1951年围绕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发生的分歧和争论,可能是刘少奇和 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大的分歧和争论.这次分歧和争论缘于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 的一份报告.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 和华北局党委递交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山西农业互助组的情况后认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达华北局后, 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在4月下旬组织召开了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结果,别省代表都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而山西代表仍然维护和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慎重起见,刘澜涛又向刘少奇作了请示和汇报.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来,刘少奇连续两次在不同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批评.刘少奇之所以认为不能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论山西抑或全国其他各地,应待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后再考虑合作社；二是农村没有具备机械化的条件,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是对个体农民的自发倾向和冒富现象的担心是多余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然而, 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意见,而应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分别找了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等人谈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这一新的认识,意味着他抛弃了过去的观点.有史料记载, 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刘少奇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 革命胜利后,“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 很赞同刘少奇的观点.1950年6月, 仍然认为提早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在这简短的话语里,他一连用了三个“以后”来强调循序渐进.到1951年, 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和刘少奇的认识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此后 针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1年9月, 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形成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决议的主旨是要将互助组向前推进一步.
11月21日, 起草 批语,批转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全国各地广泛施行.河北省委报告称,今年互助合作组已由60万个发展到100万个,并有22个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合作组织已成为生产运动中的中坚力量.
12月15日, 起草 关于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由于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全国各地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还创办了十几个高级社.
争论过去了3年,到1954年2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他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这样,关于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场分歧和争论就宣告结束了.
刘少奇的发言道出了真相,这些话令 十分不悦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 决定召开 扩大工作会议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1962年初, 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围绕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三年困难的评估和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刘少奇同 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一直将自己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牢牢地拴在一起,并千方百计地加以维护和捍卫,“1958年到1961年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而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大原则、大前提.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缺乏经验,具体措施不完善,是下面各级领导贯彻不好造成的”.而刘少奇在1961年结束历时44天的农村调查,带着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回到北京后,立即对“大跃进”的失败作出深刻的检讨,从而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
特别是1961年5月21日刘少奇在 工作会议上的那一篇著名的讲话,观点鲜明尖锐.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湖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看,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对于成绩和问题,有的同志讲,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难道都是老天爷的关系?说到责任, 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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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分歧和冲突为关于分歧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分歧英语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