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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发布的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评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九,史上得分最差.公司治理生态环境的整体偏低,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如何让公司、股东和主要利益关联方的沟通怀抱更为开放的态度,如何使市场体系中的主要参和者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从而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是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眼中决定未来15年亚洲市场公司治理好坏的关键.
根据亚洲公司治理协会（ACGA）于2016年11月发布的《公司治理观察报告 2016》,中国内地在本次评估中只拿到了43分,排名第九,和垫底的菲律宾（38）和印度尼西亚（36）处于同一军团.
“中国内地的公司治理改革进展一度十分稳定,当时我们甚至半开玩笑地预言,如果这种势头得以保持,中国内地或许会在2022年迎头赶上香港地区.”亚洲公司治理协会总裁艾哲明（Jamie Allen）表示.
但事实是,该协会针对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双年度最新评估报告（2015年和2016年）指出,中国的得分历史最差,较2010年的49分有所退步（附表）.首次作为亚太地区国家参评的澳大利亚,评分位居第一.在以往参评的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获得67分,公司治理水平在亚洲地区排行第一,香港则排第二,得分65分.
公司治理的生态环境整体偏低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的排名主要依据客观标准的打分和调查问卷共同形成.其中,公司治理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此次排名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的稳定性和长期水平.公司治理的生态环境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监管机构执法水平、政治和监管环境、会计和审计行业情况、公司治理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从中国内地公司治理历年各项分类得分来看,“政治和监管环境”的得分从2010年的56分下降至2016年的36分,历年得分较高的“会计和审计行业情况”也从2010年的75分下降至2016年的67分,“公司治理准则和实践”的得分也有所下降,而“执法情况”和“公司治理文化”较2010年均有所提升,和2014年持平（附图）.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指出,虽然中国的一些政策和法规变动遵循了一贯的监管理念,比如银监会在着力改善银行治理方面做出的努力,但这并不适用于内地所有的监管机构.事实上,近期更多的规则变化是为了对先前设计不善的规则进行修改,或是作为对市场塌陷和政府期望加大管控的一种应对措施.过去两年,诸多管控和稳定市场的努力被证明成效不佳,国企改革也并未如预期发展.
不过,尽管依然面临着诸多宏观监管问题,但某些特定监管领域正在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如2014年9月,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随后又于2016年4月发布了82号文《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将矛头指向了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
公司治理机制远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市场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过时
中国内地在“公司治理准则和实践”项上的得分史上最低,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公司治理的改革力度有限；二是亚洲地区其他市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不断改革和进步.
中国内地公司治理改革滞后的一个清楚例证便是过时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该准则于2002年首次发布,旨在为中国上市公司提供最佳实践指引,但其后从未进行任何修改.相比之下,在这一期间,亚洲绝大多数市场都对各自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行过至少一次的修订.
好消息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在2016年8月31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举办的上市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已经意识到中国公司治理现有原则和标准的滞后,并要求各方尽快修订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新准则将无疑有利于多方面的公司治理发展,包括加强信息披露、董事会治理和股东关系管理等.
公司报告空洞无物
公司治理另一个须需改革的领域则是公司报告的治理.中国内地,如同其他北亚市场,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在于,监管机构倾向于为企业提供各种报告模板并要求其在报告中使用.虽然此举旨在为企业提供帮助,但最终结果却是企业不可避免地以相同方式进行报告,并且由此产生大量格式化的空洞文件.例如,许多公司的季报只是简单数字的堆砌,却鲜有提供数字背后相应的解释.
而年报中的公司治理章节内容更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公式化,甚至是照抄一些法律条文.这些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为监管机构提供标准化的信息,使得监管工作变得更加轻松,但却没有为投资者提供任何有助于投资决策的实质信息.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在调查中发现,内地公司年报的非财务报告部分中披露的少数有用信息之一,是有关风险评估的内容.
独立董事聊胜于无
在中国内地,大多数独立董事只是董事会用来装点门面的“花瓶”而已——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装点色彩”,而不是对公司决策提出反对或提供有用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独立董事仍然是由执行董事或主席直接任命或提名的,而非经由所有股东选举出来.因此,他们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更无法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
执法力度加强,但得分不变
过去两年中,中国的证券执法情况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第一阶段为2015年6月股灾之前.当时,在市场一片牛市的情形下,加强执法并不是监管机构的工作重心.
第二阶段为股灾之后的12个月.这期间,严格执法成了重中之重,執法力度的加强可从数据反映出来.2015年,中国证监会调查了71起市场操纵案例——几乎接近2014年的4倍之多.2015年8月,证监会还向 部门移交了22起券商、上市公司和投资基金（以及为这些团体工作的个人）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非法经营犯罪的案例,大大超过了以往移交的案例数量.
此外,证监会还在2016年上半年对88起案例做出处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109份,较上年同期增长85%.总罚款额高达25.5亿元——几乎是2015年上半年总罚款额的20倍.在2016年上半年的88起处罚案件中,有30起涉嫌内幕交易,18起涉嫌市场操纵.同时期,券商的违法交易行为也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公司治理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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