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朔方先生求实精神事学术》：此文是一篇徐朔方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徐朔方先生出席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时间是1987年2月.另两位出席答辩的中大校外老师是李修生先生和吴新雷先生.掐指算来,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座师”.当代亦颇有称答辩老师为“座师”者,我以为这和“高考状元”一类的称谓一样,都只不过是一种以古喻今的比附而已,其实性质不同.但把主考官称为“师”,却和答辩老师的身份有相似之处.古代的考生一旦被录取为举人或进士,他和主考官即座师的师生关系就确立了.被录取的新科举人或进士对座师理所当然地自称“门生”,门生的官场进退,和座师紧紧相连.今天的答辩导师多数不是官员,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作为学术上的老师,完全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对徐先生以及李先生、吴先生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老师.
在当时的答辩会上,李先生、吴先生提了什么问题,我是怎样回答的,全都记不清了.惟有徐先生的提问和我的回答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而且,我会终生铭记.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苏州派》.这是王季思先生和黄天骥先生商议后为我选定的题目.他们的意思是：博士论文题目不能太小,太小体现不出“博”；也不能太大,太大则不好驾驭.所以他们让我研究一个戏剧流派.而我在当时不具备自己选题的学术眼光,于是便谨遵师命,用大约两年时间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而徐先生的问题是：我认为所谓“苏州派”是不存在的,请你谈谈“苏州派”存在的根据.
徐先生的问题一出,我顿时懵了.我的论文题目是《论苏州派》,而徐先生则说“苏州派”根本不存在,这不是全盘否定了我的整个研究吗?抬头看看台上坐着的王季思先生,表情似乎比我还紧张.我整理了一下思路,从时间、空间,地域特色,合作交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强调了“苏州派”的存在.并提出：历史上的文学流派,往往都是后人总结的,不独“苏州派”为然.徐先生对这个答辩非常满意,他说：“你的答辩,比论文本身更有说服力.”他还强调,论文答辩不能走过场,只有通过“否定”才可以走向“肯定”.徐先生表态后,坐在台上为我捏着一把汗的王季思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场答辩不是全国最早的博士论文答辩,但在中大中文系是首次.在场的旁听者不少,中大研究生处的领导也莅临现场.事后他们表示,这场答辩为今后的博士论文答辩开了好头.而我自己,则对徐先生的学术个性、求实精神,有了一次最为深切的体验.
其实在这次答辩的前两年,我已经和徐先生有过一次书信来往.
1984年2月,我和薛瑞兆兄考入中大攻博.早在河南大学跟随李春祥先生读硕士的时候,即开始从徐先生的著作中获取教益.当看到徐先生在《牡丹亭》校注的《前言》中,称王季思先生为“老师”,而称蒋礼鸿、黄肃秋、俞平伯、钱锺书先生为“同志”时,已经猜测到王先生和徐先生的师生关系.进入中大后,这一猜测得到证实.学术界的师承关系不像血缘关系那样一脉相承,同门黄仕忠兄进入中大攻博之前是徐先生的硕士生,但成为王季思先生的博士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和徐先生成为同辈,这道理不言自明.我进入中大之后,由于王季思先生的介绍,使我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不减反增,于是便有了和徐先生的这次书信来往.
大约是在1984年下半年或1985年上半年,我在注释李玉的“一、人、永、占”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请教王季思先生之后,仍有两三处困惑不能释怀,于是便冒昧地给徐先生写信求教.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收到了徐先生的回信.我在信中提的什么问题,以及徐先生是如何答复的,现在已完全没有记忆.我只记得,徐先生的复信来自美国,我的求教信是家人转寄到美国的.还有一处记忆就是,徐先生在回信的末尾,提醒我注意,不要把严谨的“谨”写成瑾瑜的“瑾”.
徐先生的复信令我感动,也使我汗颜.古人常有“一字师”之说.徐先生之于我,当然绝非“一字师”所能涵盖.但这一个字的提醒和订正,却令我终生难忘,因而时刻提醒自己根基尚浅,需要补的课很多很多.
徐先生的学问广博而深厚,其对晚明戏曲尤其是对汤显祖的研究,有口皆碑.他的《晚明曲家年谱》,我常常当做工具书来使用.在日本九州大学任教时,他校注的《牡丹亭》是我选用的教材；我和竹村则行教授合作《长生殿笺注》,是在徐先生校注《长生殿》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徐先生的开拓之功,《笺注》将无法开展.
今年初,我在写作有关汤显祖的论文时,发现所谓“临川四梦”中的《紫钗记》并不能以“梦”来概括,《紫钗记》和另外“三梦”不对等、不对称.进而发现“四梦”说最初出自汤显祖本人之口,而“四梦”的提法很可能来自车任远的四个杂剧（合称“四梦”）以及《*梅》中的“四夢八空”.于是问题就来了：《牡丹亭》和《*梅》有关系吗?于是开始翻阅这方面的前期成果.我发现,徐先生论《*梅》和汤显祖关系的论文是最有说服力的.
徐先生的基本观点是：汤显祖是《*梅》最早的读者之一,他的戏剧作品,包括《牡丹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梅》的影响.而当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以徐先生的看法作为论据之一,提出汤显祖是《*梅》的作者的时候,徐先生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批驳.在他看来,受到《*梅》的影响和写作《*梅》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继而,我再次阅读了他的《汤显祖和梅毒》一文.这篇论文刊发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而在此之前,徐先生已经写过一篇内容相同的文章,并且编入了《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但出版的时候却被删除了.徐先生对于自己当初对出版社的“让步”颇为懊悔,因而重新写成此文.今天看来,本文的学术勇气和求实精神,要比论证本身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不妨从中抄录两段：
对于汤显祖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还他真实的历史面目.无论人为地抬高他或贬低他都是徒劳有害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文学遗产,我们只能是批判继承的态度.
既然出入花街柳陌在汤氏诗文中,如同在他以前的古代诗文中一样,是大量地公开地存在,而此时梅毒已自国外传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当事人的道德操守如何,被传染的可能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把它看作是可卑可耻的事,当然这同所谓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行动毫无关系.我们没有义务为他们隐恶扬善,无论美化和丑化都是不可取的.
徐朔方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徐朔方先生求实精神事学术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徐朔方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杨笑梅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