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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一部厚厚的大书,经常是落落大满,灰丝蒙卷.有的人对其视而不见,有的人对其嗤之以鼻.但只要你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翻开这部大书,那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从成都尊经书院走出的资州（今四川资中）才子骆成骧（字公骕,1865—1926）成为新贡士.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他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被钦点为状元.骆成骧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唯一的四川人.
一、名高天下,经历坎坷
我对历史上那个自高自大、不听忠言的亡国之君隋炀帝向来不太感冒,但我对记载其生平的《隋书·炀帝纪》中的一句话却过目难忘：“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
从前,中国人喜欢说“家贫出孝子,茅屋出公卿.火中生莲花,烦恼成菩提.道在苦中求,佛在道中生”.骆成骧的家世,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说法.
清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二日,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州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兼小贩,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
骆成骧一家,属于浙江骆氏,大概是骆宾王的后裔.骆成骧对此也引以为荣,在《将归成都留赠董冰谷》诗中说：“我诗临海无宗派.”（按,骆宾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即公元680年担任临海丞.）骆成骧在《赠骆柳州懋勋》诗中,更是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宗亲观：“十年相见在都门,又聚天南笑语温.诗卷柳州名士字,世家花县相公孙.好传祖德为生佛,莫负民心愧太尊.惆怅吾宗兄弟少,会稽一脉属昆仑.”
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大乱,骆家由浙江一迁至湖北,再迁至贵州,三迁至四川资州舒家桥.据骆成骧的曾孙骆鸣涛老先生2013年9月24日、10月2日两次亲口告诉我,骆家初到资州的时候,落户在舒家桥的骆家沟.过了几代,才移居到五公里外的七里沟（现资中县双龙镇状元村）;骆鸣涛他们小时候曾经去骆家沟祭祖.2010年4月4日,我曾实地考察骆成骧的曾祖父、祖父的墓地.
骆家迁到资中的始祖叫骆万钟,从骆万钟到骆成骧,共计十四世.资中民间传说,骆万钟有一次在山上砍柴,看到几个猴子抬着一个死猴,后面跟着一群小猴子,显得很悲痛的样子;前面有个老猴则东张西望,跳来跳去,然后在一个山坳上选了一个地方,指手画脚,叫猴儿们刨了个土坑,将死猴埋了下去,却把尾巴露在外面.猴儿们的举动被悄悄跟在后面的骆万钟看得一清二楚,但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便请了阴阳先生前去瞧看.阴阳先生说那是死的猴王,而老猴子有一种天生的堪舆风水的本领,它选的这个地方是弯弯屋基嘴嘴坟,如果人埋在这里,后世儿孙必出状元无疑.骆万钟回家便告诉儿子,他今后死了就葬在那里.后来果然应验：其裔孙骆成骧中了状元.当然,民间传说,不足为凭;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旧时埋葬先人讲究风水宝地的观念.
所谓卓荦之人,必具卓荦之才.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锦江书院的老师看到年纪幼小的骆成骧下笔不凡,非常惊奇.据说,四川学政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即1863年探花）巡视锦江书院,看到骆成骧的文字,断定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有大“造化”.五年后,年仅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果然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后来,他被资州知州高培谷推荐到省城,为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年纪尚小的骆成骧考中秀才,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其远祖、那个7岁就能引吭高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骆宾王.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样的童真,当然值得嘉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不禁为骆成骧而庆幸！在那个时代,出身贫寒的骆成骧能遇见识才、爱才的高培谷、王闿运,并得到他们的奖掖,对他以后的成才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尊经书院这所名校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更多的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一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一时传为美谈.
从尊经书院肄业后,骆成骧参加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四川乡试,夺得第三名举人;然后到北京参加下年甲午恩科会试,发挥失常,落第.骆成骧没有气馁,滞留京师一年,然后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的会试,成为乙未科的贡士;随后参加殿试.殿试当天,光绪帝亲自策问.当时光绪帝出了四道有关军事、民生、节俭和水利农业的考题,骆成骧一气呵成,很快写成文章.这篇应试之文虽然只有1704字,但直指时弊,批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贪污成风;应当整顿朝政、厉行节俭、发展水利和农业.此外,骆成骧还提出皇帝必须亲政,拥有权力,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这也迎合了光绪帝不愿意当傀儡,要变法图强的心意.骆成骧的文章被皇帝看中,钦点为状元.
骆成骧虽贵为状元出身,却不像其他顽固封建官僚那样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保守.戊戌变法前,骆成骧和维新志士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关系密切,相聚磋商变法方案,并和杨锐、刘光第等四川籍京官组织“蜀学会”,以“讲西学,开风气”为宗旨.骆成骧认为：士人不习西书,不讲西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为此,他又與杨锐、王乃征等创设“蜀学堂”,并屈状元之尊,报名入堂,学习西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骆成骧被授以提调之职,“任事皆殚精力为之”,极力倡导西学、新学.正当骆成骧在筹建事务中忙碌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很快被幽禁,支持维新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杨锐、林旭等“六君子”被屠杀在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失败.骆成骧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系光绪帝用过的维新派,慈禧再也不加重用.骆成骧沉湎在对殉难者的怀念当中.特别是老乡兼师友杨锐的被杀,更是让他悲痛不已.后来他为绵竹杨公祠题了一联：“大节壮人寰,谁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两行垂老泪,我伤梁木其坏,泰山其颓.”楹联一唱三叹,其满腔遗憾和悲愤,跃然纸上.骆成骧的政治主张较为平和,不似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激进外露,因此戊戌政变后,他虽再未得到清廷重用,但也未遭受革职 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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