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理学名臣熊赐履》：本论文可用于熊赐履论文范文参考下载，熊赐履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康熙朝理学名臣熊赐履,思想上学宗程朱,以卫道为己任,重视实践,以理学著称于世；仕途顺利,且与康熙朝政治联系紧密.熊赐履是康熙帝在理学思想方面的启蒙者,其学术观点对康熙朝的思想文化影响至深；同时,熊赐履对清初政治也颇有影响,经常被康熙帝召见,谈论朝政方面的问题.熊赐履个人的经历与他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作为和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族士大夫在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处境.
关键词：熊赐履；康熙；理学；政治
中图分类号：B249；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熊赐履（1635-1709）,主要政治与学术活动是在清初康熙年间,作为一名汉族士大夫和理学思想家,学界对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是从学术史角度,讨论其理学思想方面,而对其本人在政治、事功方面的讨论相对较少.就笔者所见,如易卉从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方面论述了熊赐履的理学思想,认为熊氏对于弘扬程朱理学,捍卫其在清朝独尊地位的重要影响[1]；郭翠丽则围绕《学统》,对熊赐履的生平学行、《学统》的时代背景与写作意图、体例与内容、及学术价值方面进行阐释[2]；其他如魏红亮对熊赐履的学术生平、交游、著作、思想特点和学术地位做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总结,认为熊赐履可称为一代醇儒,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3]；杨菁《清初理学思想研究》[4]一书中,则从哲学方面介绍熊赐履的思想.关于熊氏在政治方面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如潘振刚论述了熊赐履的主敬思想、人性论思想、道统思想和实践观,同时探讨了熊赐履在政治方面启沃君心,清正廉洁,推行教化,重建*的功用[5]；周文丽主要论述了熊赐履的个人思想及其对清朝的影响,并进行了评价.[6]
由是而论,纵观学界以往对于熊赐履的研究,多以其学术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其政治上的事功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讨论较少.作为清初名臣,熊赐履一生仕途经历丰富,以汉族士人而深受康熙宠信,可作为讨论康熙朝汉族士大夫的为政处境的个案样本,而通过对熊赐履的研究,或可对清初政治有一个更深入地了解,因而深具意义.本文拟结合熊赐履学术思想和政治事功,争取通过还原熊氏学术和政治上的作为和经历,勾勒出其从政与为学的演进轨迹,进而结合其学术、政治方面的互动与影响,来分析汉族士大夫在清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中的处境和应对措施,探索清前期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些独特之处.
一、熊赐履的学术思想和贡献
作为清初理学名臣之一,熊赐履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独尊程朱,重视主敬和推崇实践,其学术贡献则表现在促进了康熙帝正统思想的形成,留下了《学统》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同时参与了《明史》的篆修.
(一)学术思想
程朱理学自南宋以后长期在思想界居于主流地位,特别受到统治阶层的推崇,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盛行,对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造成了较大冲击.到了明清鼎革之际,思想界在混乱的同时也更趋自由,既有人尊朱批王,也有人继续推崇心学,更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者.清初入关之后,随着政治上日趋稳定,统治思想也亟待统一,及至康熙时期,这种需求更加迫切,思想界也涌现出一大批跻身于统治阶层的人物,诸如陆陇其,熊赐履,汤斌,张伯行,李光地等,这些人后来也都被称为理学名臣,其中熊赐履在捍卫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方面出力尤多,独尊程朱、崇正黜邪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
首先,熊赐履通过学术总结的形式来捍卫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熊赐履撰写《学统》的目的正是为了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认为两千多年来的“道术”有正邪之分,学脉断绝与赓续的缘由一直也没有定论,导致门户众多,学术分裂,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当时的学术归于一统.具体做法上,他要探究儒学的渊源,分别其支派,辨明是非和异同,确立学术的“正宗”.《学统》一书分为五部分,分别是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和异统,系统评判了从先秦至明代各个学术派别及其代表人物,最终做到出程朱理学是儒学正统的结论.
熊赐履推崇程朱理学.从学理上,他为论证程朱理学之正统性,采取以朱子之学承继程子,程朱之学就是孔孟之学,试图在孔孟与程朱理学之间建立明晰的学统、道统传承.与此同时,对陆王心学和佛道思想等“异端邪说”进行了彻底地否定和批判.一方面,他認为是阳明之学导致了学术上的空洞之风,导致了学者将肆无忌惮当作灵动,把恣情纵欲、同流合污当作随性,将败坏纲常*作为超脱,最终使做到道术和人心败坏至极.[7]1435另一方面,他批判陆王心学“引佛乱儒”的恶劣影响,认为陆九渊“引释乱儒,借儒文释.”[8]146其人笔锋犀利,能够以假乱真.熊赐履认为这种将佛教思想融入儒家思想的做法流毒无穷,而且像猛火一样一时难以熄灭,最终会导致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被外来文化取代,人们也会因此而失去精神支柱.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彻底整顿,拔本塞源”[7]1448才是办法,除此之外的做法都是舍本逐末.事实上,熊赐履一直就把佛学视为异端,他认为儒学是实学,佛学是虚学,最终落脚于肯定儒学,否定佛学.在批判心学引佛乱儒的同时,熊赐履也否定了陆王心学的合理性,认为陆王二人所主张的“心”和“性”,不过是告子所说的“心”和“性”,即使是善于分辨的人也无法将这种“胡说乱道”解释清楚.对于道家和墨家等思想,熊赐履同样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在各种思想中独尊儒学,在儒学中独尊程朱.
熊赐履学术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主敬.主敬是朱熹所提倡的一种理学的涵养工夫,熊赐履学宗程朱,也自然就把主敬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之一,他明确指出主敬和明善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主敬的重要性,指出主敬是研习圣人之学,达到明善之道的不二法门.熊赐履也把主敬当作存理遏欲的手段之一,指出要做到主敬不仅需要遵守儒家经典和纲常*,更要将其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事事都要遵照“敬”字来行动,反之如果“不敬”,便是异端.
清初学术界深刻反省明末清谈误国的教训,很多学者都主张躬行实践,熊赐履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对于圣人之学不应只停留在“知”的层面,同时应该注重实践,也就是“知行二者断不可以偏废也”,[9]9如果知而不行,就是“侮圣人之言.”[9]20他的这种观点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倒有些不谋而合的意思.至于具体应当如何实践,熊赐履认为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实践,“天下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9]8只要人们肯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圣人之学,就皆可成为圣贤.熊赐履也强调躬行实践在治国理政当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皇帝个人以身作则,勤政爱民,才能真正巩固统治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比如农桑之事是民生之本,当播种之时到来时,皇帝可以亲自“董课其耕耘”,当收获时,皇帝则“巡省其树艺”,有时也可以和百姓一同劳动.由此可见,躬行实践的学说也是熊赐履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熊赐履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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