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林毅夫: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该文是关于林毅夫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多年以来,林毅夫一直致力于回答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
为此,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前后几年中,他先后写出了《繁荣的求索》、《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等数本著作.在书中,他引用卢卡斯教授的一句话感叹道：“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简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林毅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并以此对现时复杂的国际经济动态变局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对策思考.
近日,记者参加了新一期朗润·格政论坛,并现场与林毅夫做了交流.
缘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陷入陷阱?
林毅夫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表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观点,林毅夫教授也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的“发展改革大家谈”讲座中表述过.
他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事实却不如此.
林毅夫说,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中国台湾和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70、80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但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林毅夫说.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
林毅夫强调,“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单独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展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他补充,“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
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经济转型中,为什么有为政府很重要
“对于转型中的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林毅夫强调.
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子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
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优先的资金投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国家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因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林毅夫认为,这种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保留了一些对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却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贫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得到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就相对少一些,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了腐败的发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提供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
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了竞争优势.
现今,无论是之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均不同程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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