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史纵深和幻象解构》：此文是一篇幻象解构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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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会有一种眼光,总能绕到事物的背面,这是我每次阅读张慧瑜的著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的感叹.鲁迅1922年底写作《呐喊·自序》时,曾叙及多年前在日本仙台医专观看“幻灯片”的经历,其间,他因感慨于看客的麻木而决计弃医从文,这令很多人深信不疑,作为传记资料加以广泛征引,然而张慧瑜却不仅强调“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性,探究被这一启蒙叙述中遮蔽的目光,而将之置放在复杂的语境中,拆解了它背后多种权力关系的纠结.以此为引,张慧瑜开启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乃至自我消解过程的考察,而这就构成他《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的主要内容.在该书的结尾,张慧瑜又将目光转向渐成热潮的红色影视剧,但和众多评论家借助人道主义或人性论语法的陈词滥调不同,他发现了在对革命的消费性征用中资本、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耦合.这一耦合看似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找到了处理革命历史故事的有效方式,所谓的“主旋律”,也因此不再游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但在这个过程中,晚清以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启蒙理想和一度蔚为大观的人 体叙事,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解构.这不仅成为他在《墓碑和记忆——革命历史故事的偿还和重建》（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一书中的核心问题,而且几乎和此同时,他又将这一问题意识移入到对于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观察,并在《危机时代和主体建构》（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一书中,从热点现象入手,探讨媒体如何将“新中产”想象为社会主体,又如何将“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描述为需要救助的对象及这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重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就是《墓碑和记忆》和《危机时代和主体建构》这两本书所涉问题的进一步延伸,但却在更为切近当下的大众文化现象中,论证了国家、资本、市场何以通过对历史主体的询唤而完成其新型主流共识重建的.
从这里,或者有人发现张慧瑜学术路径中的文化研究转向,而我以为,作为一种方法的文化研究其实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作为一名80后学人,张慧瑜的进入学术研究几乎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同步,而两位业师金元浦和戴锦华,又恰好是倡导和实践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所以,在他的学术实践中发现文化研究的内核,应该称得上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或者这样的表述充满了某种吊诡,因为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甚或最大诉求,就是剥除大众文化力图传达的统一和谐的幻象,而在它们“顺理成章”的假面中呈现意识形态的裂隙.罗兰·巴特就曾有过类似表示,他说,大众文化具有某种神话功能,而对大众文化的语言作意识形态批评和符号学解析,就是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一“神话的制作过程”.①在罗兰·巴特看来,大众文化神话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决定”的东西和“自然事实”相混淆,而在他所置身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混淆主要表现为“将小资产阶级文化转变成普遍的自然”,所以,他的《神话修辞术》的第一要义就是将其中的错觉和谬见揭露出来.张慧瑜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文化研究底色,当然有内在的历史因由,而在不加深入探究之前,冒然给戴上“顺理成章”的帽子,或这中间就隐含了某种神话意味.对此,姑且放下不表,但有心者,却不难在其多本著述的后记中一瞥端倪,而在这里,我只想强调,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他,很大程度上就像罗兰·巴特一样,也是一个拆解大众文化神话的高手.如果说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是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来解析广告、电影、娱乐、时尚等文化现象,捕捉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揭示种种伪造的“自然法则”背后的资产阶级准则,那么张慧瑜的大众文化研究,即便不以“神话学”来概括,但其不断游走于报刊、影视、文学和常识之间,却也无疑包含着在它们“自然”的外衣里,探究各种权力关系及其历史脉络的诉求.
并非仅仅因为这种诉求导致了张慧瑜跨界的冲动,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他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方式.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它在方法论上似乎也没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它迄今为止的实践,其实更多地指涉文化观念的转变.很多以前不被关注的事物开始进入它的视野,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看待文化的眼光.原来并非经典或符合经典成规的作品才能进入文化殿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以及在这其中所流露的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不管是否具有文本形式,都能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消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而实行跨界作业,往往成为文化研究必然采取的方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概念被发明出来,并将之和精英文化相区分,却基于人们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而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将这等级意识渗透到文化研究中去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和冲决传统文学的堡垒而提升大众文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话音刚落,北京大学的民间文学研究会就已告成立.而事实上,文化研究在英国的首倡,也根源于对传统文学观念的不满.理查德·霍加特1963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初衷,就是抵制文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利维斯主义.按照精英的标准选取文学经典,并只对它们所构成的传统表达关切,从而借助大学文学课堂的推广来拯救没落的文化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利维斯主义的基本诉求,而理查德·霍加特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样的文学观念太过于保守,而转以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它和当时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一样参和社会进程,只是相比于它的曲高和寡,大众文化倒更多地和最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互动②.所以,放弃精英文学立场,通过关注大众文化而参和英国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就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选项.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1960年代倡导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他们共同发现了大众文艺或大众文化对于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价值,但英国的文化研究者,却不仅重视底层民众参和社会的能量,而且强调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所以,这才有威廉姆斯排斥带有轻蔑意味的“mass culture”而愿用“popular culture”取而代之③,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对待大众文艺的态度上发生分化：一部分只在于文学自身的改良,大众文艺只是被借来的工具,骨子里却还是瞧不起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以至于直到今天,即便是积极投身文化研究的学者,仍念念不忘审美主义迷梦,发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呼吁,试图以审美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另一部分,则秉持“到民间去”的信念,发掘大众文艺的颠覆性力量,并借此实现社会革命的底层动员.作为著有《视觉现代性》专书以探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张慧瑜,无疑对此有更加全面的理解,而有关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他也一定比我更为熟悉,这里之所以进行一番复述,是因为发现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英国文化研究者极为接近,但这接近,却又并非仅在知识谱系的层面,而更多源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验和英国文化研究者之间的契合.很大程度上,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在大众文化中探求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似乎就是给昔日那些“到民间去”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准备的退路,虽生为80后但却承担历史负累的张慧瑜,无论幸或不幸,就在他的学术进路上和之相遇了.
幻象解构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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