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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知名传播学者约翰·彼做到斯（JohnDurhamPeters）曾在其著作中写道：“当前与过去的某一时刻联系起来之后,其意义就清晰易懂了,过去的这个时刻和现在有暗中相合之处.等罗马帝国和法国革命,相隔几乎两千年,可是其联系之密切,超过了1788年和1789年的联系,虽然这两个年头只相隔一年.”[1]放眼宏阔的历史时空,此言非虚.至于彼做到斯言及罗马帝国与法国革命之关系密切,至少有一种要素可以使二者联系起来———此即是令无数西方思想家为之困惑不已的———“群众”.其实不仅仅是罗马帝国,在此之前的古希腊时期,群众已然成为当时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难题.地米斯托克力是古希腊时期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其军事生涯的盛期,曾受到万千民众的拥戴与欢呼,而其晚年,大致同样的一群民众,用“陶片流放法”将其放逐,使其客死他乡.无独有偶,当1770年,年轻的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以法国太子妃身份进入巴黎时,数不清的巴黎民众拥向拥挤不堪的街巷,争睹年轻太子妃风采,传颂其仪态万方的“时尚法国范”,约19年后,同样的城市,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民众,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讨伐他们的王妃.
不同的时空,相似的场景,群众均成为彼时彼地的主角.近半个世纪以来,群众理论虽算不上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但也以其牵涉的广泛性,颇有些引人注目.若简单划分,西方学者有关群众及其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其一是心理学范式,最著名者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其代表作《群体心理学》是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1970年,美国学者、马里兰大学教授托德·格尔（TedRobertGurr） 的著作WhyMenRebel主要阐述了群众暴力问题及其心理成因（“相对剥夺感”的增强）,晚近（1981 年） 的研究性著作则有罗马尼亚裔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所著《群氓的时代》,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群体心理学的学术史.其二是政治学范式.1951年,汉娜·阿伦特在其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用约十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极权主义在群众中的“成功”,并将“群众”与“暴民”作为两种重要的政治范畴加以论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59年的《原始的叛乱》对群众问题亦有探讨.英国政治学者约翰·麦克莱兰（JohnS.McClelland）的《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观念史,作者在书中通过阐述柏拉图、李维、塔西佗、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吉本、卡莱尔、米什莱、泰纳、塔尔德、勒庞、弗洛伊德、卡内蒂等16位群众理论家的思想,展示了“群众”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变迁.
二
依据约翰·麦克莱兰的分析,在古往今来的西方思想家中,虽然几乎所有的群众理论家都对群众无甚好感,但依其对待群众的态度, 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思想家出于不同目的鼓吹群众,如马基雅弗利、米什莱、西盖勒、索列尔、希特勒、卡内蒂等；而另一类更多的思想家则是对群众心存疑虑,忧虑、鄙视、恐惧、排斥,如柏拉图、勒庞均如此.因为在他们看来,群众因其素质低下,不能明白是非,更重要的还及其容易受到蛊惑,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演化成为暴民,对现存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麦克莱兰认为：“柏拉图关于的言论全都适用于群众,他就群众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因为雅典的宪法使和群众浑然统一.”[2]换句话说,在柏拉图的视野中,与群众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雅典的困境亦是群众困扰人们的表现.柏拉图对政制的反感,也恰恰体现了他对群众的极其厌恶.观念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思想观念之一,公元前8—6世纪之间诞生于古希腊.从语义学上讲,有两个独立的希腊语组成———demos意指“人民”,kratos意指“统治”,二者合二为一组成demokratia,后演化成democracy一词,即,也就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意思.[3]然而,自诞生以来,大约2800年中,的观念仅仅在两个阶段被认为是“好的”———雅典时期实行政制的两个世纪以及19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在其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背负恶名,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尤其如此.
在柏拉图看来,的观念鼓吹所有群众都可以参与政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生下来就禀赋不同,差异颇大,有些人是不适合参与公共事务的.“他们虽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此是最可以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战士）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上天因此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与将人分为禀赋有较大差异的群体相关,柏拉图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五种：王政或贵族政制、斯巴达或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政制、僭主政制.他认为,前两种如果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担当,必然是好的,是“受到广泛赞扬的”,而制与寡头制相对,并不可取,因为实行统治的是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平民,“铜铁当道,国破家亡”.因此,制的特点是“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做到到尊敬和荣耀”,它“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4]柏拉图对制的看法,恰恰就是他对群众的态度———群众容易被引导,尤其是当他们接受来自上层社会的所谓群众领袖的指引的时候,就更加危险.
柏拉图的这种群众观对后世西方的思想家影响深远,至19世纪中后期,一种精英思想在欧洲思想界和政治领域广泛流传———其主要思想也是将群众排除在国家统治之外.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是较早认识到精英在历史上重要地位的学者.在他看来,“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等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虽然有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人民进行统治的幻觉,但是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一批依靠人民的精英”.[5]在帕累托看来,精英阶层并非一成不变的,伴随社会的发展,旧的精英会衰败,新的精英会崛起,这就是“精英阶层的循环论”（circulationdesélites）.由于精英阶层的循环,执政的精英阶层就像“一条流淌的河流,处于一种连续和缓慢的变动状态”,以至于今天执政的精英阶层已非昨日之精英.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少量的精英,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内拥有高分”.[6]在精英统治的问题上,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布赖斯与帕累托持相似的观点,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指出：大到国家,小到俱乐部委员会,所有其中的议会、群体和有组织团体,其指导、决策都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与组织的规模相比,这群人的比例是极其小的,因而当放在一个数量巨大的人口中来看时,这群人仅构成了所有人的一小部分.一直以来,这类情况永远存在于任何政府形式中,尽管程度不尽相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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