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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学作为研究文书管理的科学,产生于我国上世纪20年代末,进入发展和繁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书分为公务文书（即公文）和私务文书.有的学者主张建立包括以一切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大文书学”,并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但学界出版更多的文书学专著是以研究公务文书为对象的,因此,严格说来,称之为公文学或公文处理学,较为名正言顺.最近,笔者拜读了大连广播学院教授、原副校长张庆儒所著《公文处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张著”）颇受教益,深感这是一部来自实践是又超越实践,既整理、继承知识又创新、发展知识的上乘之作.综观全书,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依法立论,阐释周全
目前,在公文学的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出现由合到分的趋势,形成了公文发展史、公文写作学、公文处理学等分支学科.“张著”是以研究公文处理工作为己任的,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处理法规是按 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分别发布,互相参照执行的.到2012年4月,公文法规由“分”到“合”, 、国务院 经批准印发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以下称《条例》）；接着,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条例》制发了《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张著”二版时,坚持以上现行的公文法规为立论依据,从编、章、节、目的设置到内文阐释贯彻依法处理公文的指导原则,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公文既被古人称之为“政事之先务”“经国之枢机”,在治国理政中起着先行、纽带和关键的重器作用,那就必须依靠公文法规保障公文具有政治上的从属性、实践上的约束性,体式上的规范性和运行上的程序性.多年来,机关公文撰制和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是没有认真执行公文法规造成的.而市场上一些所谓“最新”“最全”的公文写作和处理书籍,其讲解偏离公文法规者俯拾即是,给人以误导.因此,“张著”坚持以现行的公文法规为立论依据,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提高了本书的社会实用价值.公文法规是以“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强制性要求,主要回答“该做什么”的问题,“张著”没有停留在对法规条文的引用上,既讲“该做什么”,又对“为什么这样做”（探索其意义）和“如何去做”（指出其实施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阐释.这些阐释来自对公文处理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反过来又对公文处理工作发挥着有的放矢的指导作用.
二、结构严谨,全面系统
“张著”以绪论开篇,阐述公文处理学科的性质、指向和方法；然后进入本体论,以机枢编阐明公文的定义、要素、功能和公文处理的意义、特征、架构、原则；接下来的三编,基本上以公文的运行为主线,按拟制编、*编（分收文*、发文*和整理归档三卷）、管理编为序安排.编和卷的各章、节总体是按公文处理的程序,逐一命名和讲解.同时,每编、章前设无题序,概括其中心思想,章后设思考习题和案例分析,引导 读者加深对内文的理解和发挥.【南朝梁】刘勰把文章结构谓之“附会”（文辞联贯而合于全篇主旨）.他说：“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和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其意思是说,“附会”就是使主旨有条理地贯穿全文,连缀成篇,做到首尾贯通,取舍得当,组合章节,包举全篇,让内容丰富而不松散.这里所讲文章的结构要求,也适用于学科专著.“张著”的结构安排,以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为学科对象,总分结合、纵横结合,使公文处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头绪复杂而不散乱,内容丰富而结构严谨,形成全面系统的机关公文处理的学科框架.这反映了作者有较强的逻辑思维水平和对公文处理工作的驾驭能力.
三、鞭辟入里,材料丰厚
一部著作的结构好比人的骨架,而观点和材料则是人的血肉,只有完整的骨架而没有血肉充盈其间,此人就会像个瘪三.“张著”不仅结构具有严谨性、系统性,而且内容鞭辟入里,材料丰厚,以精当的观点统帅丰厚材料,达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揭示了公文处理带规律性的东西.作者认为：“公文处理是研究公文拟制、公文*和公文管理等一系列活动的变革、流程、运作及其规律的科学.”围绕这一学科任务,“张著”不仅总体上深入论证了公文处理的意义、特征和指导原则,而且对公文处理系统的拟制、*和管理等三个子系统,逐一探索其构成要素的功能及每一个要素的必要性、具体内容、处理原则和方法,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而支撑这一知识体系的是一系列传承和创新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以及生动的典型材料描述.“张著”引证的大量典型材料,有来自古代和近代文论家的写作经验和论述,也有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公文处理的意见和经历,还有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反映了作者的视野开阔和博学多识,让人读来感到实在、亲切、可信、服气.
四、重在实践、操作性强
“张著”既然以研究现代公文处理为核心对象,又以“旨在培养提高准备从事和已经从事公文处理人员的公文处理能力”为目的.因此,该书在注意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同时,更注意公文处理操作方法的总结和规范.任何一件公文的运行过程都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大致可分为公文制发、公文传递 、收文*、公文实施、公文终结（整理归档和利用）这五个时段,而公文管理贯穿始终.这五个时段的运行主体是机关的领导者和辅助领导的秘书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在每个时段应肩负什么职责,如何去履行职责,以及应注意什么问题,都可从“张著”中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不是从头脑中杜撰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它一方面来自作者在10年来的机关工作中处理公文的直接经验和对机关公文处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来自对前人公文处理研究成果的搜集、分析和综合.而来自实践的,通常也是实用的.“张著”不仅是一部理论性强的著述,也是一部应用性强的教材,可以作为机关领导者和广大秘书人员的案头必备书.
古人讲：“人之相识,贵在相知”.笔者同张庆儒教授多年前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就相识了,但真正相知是拜读他在秘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开始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初他在 石家庄市委 主办的《秘书战线》上发表长篇文章《评公文写作研究中的浮躁作风》.该文揭露了公开出版的一些公文著作存在严重抄袭、杜撰概念、曲解文种等不良学风,并提出了标本兼治的纠正办法.该文特别指出：为了克服浮躁学风这一顽症,“每一位学术研究者都应从实际出发,实施自己的‘遵守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空气’的自律工程.”他倡导“学者必须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学术上没有求实精神,没有超常付出,绝不可能达到顶峰”；必须“耐得寂寞”,远离喧嚣,下一番“十年面壁”工夫,才能成功；必须 “追求卓越”“始于足下,而志存千里”,“致力于原创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结果,为事业、为民族、为国家争光”.笔者读此文后顿生敬意,相知这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反潮流的学者.如今通读“张著”,进一步领悟到张庆儒教授的治学风貌,他要别人做到的,在自己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张教授在学海里“十年面壁”,才赢得《公文处理学》的出版；再经过两年跋涉,才完成修订任务,再版问世.“张著”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又辅以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文风,使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圆满的结合,不愧是一部追求卓越、“取得原创性结果”的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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