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史记叙和新闻真实性观念的发生》：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记叙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中国的新闻记叙历史悠久,深受历史记叙传统的影响.从最早的官报看,新闻记叙的作者、内容和功能等都深受历史记叙影响.新闻真实性观念发端于官报与小报共存的宋代,同时萌发了注重“政治为先”的新闻真实性观念,和民间注重“闻录性”的新闻真实性观念.在历史记叙精神传统的影响下,至清末民初新闻业专业化、社会化长足发展时期,新闻人又主动以历史记叙的精神规范新闻实践,确立了以“实录”为核心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新闻真实性观念.
关键词：历史记叙；新闻真实性观念；实录精神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9-0154-10
新闻真实性观念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源于对新闻实践的认识,又影响着新闻实践的开展.现代新闻业发源于西方,其新闻专业主义几乎成为国际公认的话语实践.其中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又逐渐在新闻专业化进程中得以成长和丰富.和西方新闻真实性观念源自不断积累的新闻实践不同,中国的新闻真实性观念与浩浩数千年的历史记叙传统紧密相关.经由各个时期的史官、文人和大量史学著作的传承,中国的历史记叙传统对包括新闻记叙在内的各类记叙形式发挥着深刻影响,对这种影响尚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对中国历史记叙传统与中国新闻真实性观念之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厘清历史记叙传统影响新闻真实性观念的基本历程,展现认识新闻真实性观念的历史坐标与价值坐标,为新闻真实性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新闻记叙与历史记叙同缘
回顾中国古代新闻记叙的最初情形,可以清晰地看到新闻记叙与历史记叙之间多层面的密切关联.
有实物可考的新闻记叙发生于唐代,两份属于唐代的“敦煌进奏院状”可作为充分的实物依据.这两份进奏院状分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从时间上看,出现于公元9世纪,从内容看,“已具一定的报纸作用,是原始形态的报纸”.同时,“邸报”二字见于集部者,自唐始.唐代已经出现了邸报.方汉奇教授认为,和现在词义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词汇始于唐代,再加上有实物可考,因而唐代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端.
唐代之前,种种新闻记叙的萌芽状态早已在各种记叙形态中孕育.如殷商时期的甲骨记事,原为占卜之用,其中某些记载经后人考证确实真正发生过,因而这些记载除了史料价值外,在当时还具有了新闻性.再如北宋王安石曾谈到,《春秋》是“断烂朝报”,即破烂不全的官报,似乎也可将《春秋》视为有据可考的记叙形态的新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邸报这种新闻纸早在汉代已经出现.这些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据此确定新闻记叙的发生论据尚不充分.如灵验的占卜之辞只是一种巧合,这种记叙形式本身并不具备新闻那种广泛传播信息的目的性,因而不能视为新闻记叙之发端.王安石是在贬损的意义上谈论《春秋》的,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变法,打破权威经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并非从新闻本身而发论,况且他也只是说明了《春秋》在形态上与朝报的相似性,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因而此说也不足为重.至于汉代邸报,曾虚白曾分析说：“汉代印刷术尚未发明,此种邸报只是抄写的新闻信,不能视为复制的新闻纸.”这样看来,人们将这些事物与今天的新闻类比,主要是从其搭载“传播形态的信息”这一层面去理解新闻的,这样的类比略显单薄.实际上,与新闻最为相似的记叙形式,莫过于历史.除了一般的信息传播功能近似之外,历史记叙与新闻记叙还在以下方面相通.
首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官建置》中谈到：“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书事记言,就是及时的记录；勒成删定,则是随后的编辑.史官所具有的记录与编辑功能,恰好是后来新闻人的两个主要职责.
其次从记叙内容与传播角度来看.古代留下的记叙形态的历史著作中,可以清楚地找到现代新闻写作的必备因素.一些帝王言行、国家大事这种今天看来重要的政治新闻,也都记录在史稿之中.以唐进奏院状为例,其记录的主要内容为：“一、皇帝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二、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三、皇室的动态；四、关于封建政府官员的升黜、任免、赏罚、褒奖、贬斥等方面的消息；五、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和皇帝的批语,没有一般新闻和言论.”可见,邸报的内容与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大多相互重合.与此同时,邸报的传播和历史一样是跨越时间的.后朝在修前朝历史时,也将邸报所载视为历史资料加以利用.明代沈德符曾说：“历代实录,仅记邸报所列.”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自序》中也谈到：“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蓄之以为史料者也.”这表明,邸报所记叙的内容先是从历史记叙中剥离出来自成一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又与历史记叙重新相融.
第三从功能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记叙贯穿着浓厚的以史资治、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传承意味着治史应为统治而用.如王夫之的名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即感叹历史应该发挥资治、垂训之用.再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身就是从经世、资治出发而著.有学者认为,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是为了“资治”,其参照系是王朝盛衰治乱和成败存亡,亦即通过对前朝往代之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纵向考察和借鉴,为历代王朝全面制定治国经邦的大政方针提供有益的历史依据和启示,并达到改进政治和巩固统治的目的.
与此类似,设立邸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能够传播得更加遥远,以保证在广阔的疆域中,能够维持思想上下统一的局面,从而有助于国家统治.如唐代邸报的主要编纂者是进奏院中的进奏官,他们把从文件中摘抄的内容和搜集到的其他资料汇编成册,交送距离京城较远的地方长官.虽然“唐代对‘邸报’的管理比较宽松,没有太多的限制”,但邸报的后期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报刊,一旦邸报传播的信息对统治者带来了不利影响,将招致统治者的严格管理,使其完全为统治利益服务的本性表露无遗.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的定本制度以及清代的“京报传抄伪稿案”得到证明.宋代内外矛盾重重之时,各进奏院所编纂的邸报也出现混乱,于是宋代统治者先是于公元981年整顿进奏院,设立了都进奏院,明确规定“禁载”内容,对邸报进行集中管理.更于公元999年设立了发报前进行审查的“定本”制度,规定进奏官必须按照统治者审定的样本进行发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事前审查制度.在清代乾隆十五年出现的“京报传抄伪稿案”中,前后三年间,凡传阅、抄送这期《京报》者都受到严厉查办.这种株连与处罚,显然也是为维护统治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记叙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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