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亚当·斯密经济思想述论评》：关于免费亚当·斯密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亚当·斯密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亚当·斯密受自然科学影响,将自然和谐的思想运用到社会和道德哲学领域,确立其天赋自由和自然权利、自然秩序的政治的经济的理论基本点,创立了“经济人”假说,并由此设定了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价值评判标准.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同情和自利：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和驱动力；互利：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则；看不见的手：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最佳秩序原理；放任：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进行了历史地批判和继承,其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通过阶级分析法,展露和预示了不同阶级的经济原则、规范和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亚当·斯密对阶级关系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不彻底性,虚伪性.亚当·斯密更迫切的是想要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辩护,从而揭示出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终究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它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信条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必然的两极分化.
关键词：亚当·斯密 ；经济思想 ；马克思 ；批判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5）01-0001-08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后半叶,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继创始人威廉·配第之后最杰出的代表.斯密一生处于有秩序的和和谐的环境当中,1759年,斯密发表了具有经验心理学性质的《道德情操论》,1776年3月,斯密出版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它不仅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居西方世界学术主流地位的时代.斯密在总结重商学派、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在汲取当时自然科学思维和认识成果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热情关注下,开创了经济思想的新时代.
一、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论出发点
总起来看,斯密的经济观有着下列方法论特点：首先是受自然科学影响,将自然和谐的思想运用到社会和道德哲学领域.牛顿力学的光辉曾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激起一种巨大的热情,休谟在其《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藉人之口说：“看看周围的世界吧,琢磨一下它的整体和每一个部分,你会发现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架庞大的机器,细分为数不清的较小的机器,它们还能进一步细分,直到人类的感官和能力无法分辨和解释的程度.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机器,甚至是其中最微小的零件,相互之间精确地调整,使曾经凝视着它们的所有的人由陶醉而至崇拜.世间万物,精确地相似,奇特地为达到目的而调整手段,这远远超乎人类智慧的产物所能及.”[1]这种自然和谐的思想肇始于宗教.如库萨的尼古拉就说过,“上帝把各种元素安置在一种令人赞叹的程序之中,因为他按一定数量、重量和度量来创造一切事物.”[2]在休谟看来,随着时代的推移,科学家则进一步用科学原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下一步是找到“自然的一般和谐”和“社会的和谐”之间的相似之处；沙夫兹伯里等人在进行这种努力时,自认为已经在人性的结构中发现类似于牛顿在宇宙中发现的那样一种和谐的道德秩序,其中类似于“万有引力”的是“仁爱”；洛克等人也认为自己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发现了一种类似的社会经济秩序,其中对应于“万有引力”的是“自利”.而亚当·斯密在其一篇《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写道,牛顿的体系是“人类曾经做出的最伟大的发现”,正是斯密,后来充分有效地把世界是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机械装置这一思想附会于社会和经济关系.
其次,由此所引申,确立天赋自由和自然权利、自然秩序的政治的经济的理论基本点.早在斯密以前,洛克就论证了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等天赋权利,他说,政府的“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人们“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3]“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等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它约束那样.”[4]这种天赋自由的观念同时也是对行将没落的君权神授思想的挑战,例如黄仁宇曾指出过,“从英国17世纪的历史看来,因为清教运动的关系,资本主义之发展牵涉到一个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题.过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国王能作最后决定,这也就是特权法庭理论上的根据.经过弑君、复辟和光荣革命之后,习惯法庭广泛接受了一个平衡的原则.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观念,至此代之和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虑.”[5]换句话说,自由选择的新的公平观代替过去的公平观.在重农学派那里,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在不侵犯别人的权利的条件下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6]有自由从事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并取得这种劳动的果实的权利.魁奈认为：“人们只要能稍为加以考虑,就会清楚地感到,在至高的自然法则中,包含着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则.”[7]其中,“所有权的安全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基础等只有保证永久的所有权,才能导致劳动和财富使用在土地的改良和耕种上,以及工商业上.”[8]另一方面,自由也是每个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也是经济秩序的一项根本原则.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所在知道得最清楚,而且也有能力自由选择和从事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力争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享受.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能够享有经济自由和所有权安全,他们就会在那里聚居,并繁衍后代.因而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够使国家欣欣向荣.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没有把社会自然秩序视做脱离基本人性的东西,他继承英国启蒙学者的传统,把重农学派那种由上帝从外部加于人类社会的“秩序”转化成为从人的本性和自利行为中自然产生出来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复杂多样的个人活动遵循着市场竞争的逻辑运转,从而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引导到社会利益的轨道上去.
第三,创立了“经济人”假说,并由此设定了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价值评判标准.在斯密那里,并没有“经济人”的概念,这一概念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所谓经济人假说,其思想出发点是想对人们逐利行为进行新的诠释.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社会同中国一样,也是抑商的；“商人的形象总是不光彩的、遭人鄙弃的,贱买贵卖被看作是最根本的不忠”[9],就象莎士比亚戏剧所描写的那样.马克斯·韦伯还说：“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这种观念是和所有那时代的情感背道而驰的.”[10]16世纪的“宗教改革”曾经把以谋利方式积累财富视为神的恩典的表示,并对早期商人的朴实、节俭、刻苦等美德给予高度赞扬.但这仍未能改善以谋利为本的商人及其资本家同伴的道德形象.新教主义只是把紧张的谋利活动视为拯救人的灵魂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活动本身是不能获得肯定的价值的.17世纪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之后,财富的追求才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相关联,“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上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11]在这种背景之下,斯密设定了其学术思想的人性的分析基础,人们经济行为的自利动机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人抽象是对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充当分析基点作用的个人市场行为的一种假设,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特质就是：经济人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驱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它不是基于对所有人类行为进行全面的经验上的概括,而是从分析学意义上定向强化人在市场中的行为的特定因素而抽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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