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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败策略有四大转变.
从体制机制改革上看,由过去注重级别高低向注重职能发挥转变,强化履职履责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经历了多次变革.最早,纪检机关作为党的一个内设机构,1980年开始实行双重领导;1982年,纪委班子作为六套班子之一,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后来很快取消了这一提法;1988年,明确纪委内设机构比同级其他内设机构高半级;2001年,实行地方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党的十六大后党委“减副”,又恢复了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的模式,延续至今.
纵观此前多次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在机构级别待遇及干部职级高低上作调整.而这次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无论是“双重领导”体制的变化,还是“两个责任”的划分,以及旨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的“三转”、巡视制度创新等,核心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作用.而在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从败思路上看,由过去较为宏观笼统向更加具体清晰转变,强化主责主业党的十八大前,的败工作强调总体部署、宏观要求,具体怎么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结合.而一些地方不愿直面主要问题矛盾,往往避实就虚,把面铺得太宽,发力点分散,什么都参与,什么都没管住,往往沦为程序性的摆设,甚至成为一些腐败行为的挡箭牌.有的纪委书记分管的领域太宽,既不能集中精力抓败工作,有时也不得不站在被监督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都是制约败成效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后,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思路上体现出“三个明确”：首先是职责明确.针对过去纪检监察职能泛化、主责淡化等现象,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调整内设机构,加强系统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查办案件的主业上来.其次是重点明确.当前败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是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化解腐败存量,兑现党的庄严承诺,一方面通过高压态势,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效应,防止出现新的腐败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确.严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人”,将其公开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来概括.
从败策略上看,由过去神秘低调向公开宣战转变,强化高调高压过去,曾有人把各级纪委称为“最神秘机关”.事实上,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时往往孤军奋战,多年来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党的十八大后,纪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公开,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更大震慑;只有群众参与,败斗争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纪委点名道姓*及所涉罪行,高调推进纪检机关公开透明.纪委书记王岐山带头,还有纪委其他副书记等,多次在重大场合发声,在电视和网络上向群众宣传纪检监察工作,回应外界关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开办纪委监察部网站,运用传播规律,及时通报查处的案件,形成舆论;邀网民晒“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强调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正能量”;请外国学者参观纪委,与其坦诚对话等.这一系列措施,结成了更广泛的败战线,凝聚了强大的败力量.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发抖”的败高压氛围.
从败手段上看,由过去较为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强化高效高能过去,一些地方以“影响大局稳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法不责众”等为借口,对个别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或“家丑不外扬”,藏着掖着,或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理应深挖细查的腐败窝案设定“红线”“禁区”,往往查“点”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网效应”让一些干部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败不过是隔墙扔砖头,只要伪装得好,把上下关系打通,即使长期铤而走险,也可安然无恙,这是多年来腐败呈蔓延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八大后,按照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要求,在腐败案件的查处中,采取零容忍的“净土行动”,更加注重精耕细作.特别是在查处腐败窝案和“塌方式腐败”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应查尽查,不留死角,不遗后患.
一系列事实证明,精细化、严查“塌方式腐败”并不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相反,“刮骨疗伤”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败的决心,让党的肌体更健康,政治生态更清朗.
（王景义荐自《廉政瞭望》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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