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简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特色和历史局限》：关于免费历史局限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历史局限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悠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特色：一是重视文献和档案的考证；二是编纂原则、方法与体例始终保持发展和完善的态势；三是具有浓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点.虽然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有其特色,但亦非毫无缺点.它的历史局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编纂目的过度政治化,制约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整体发展；编纂内容过度政治化,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发展；编纂主体过度政治化,使得编纂队伍无法专业化,进而难以形成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
【关 键 词】档案文献；编纂特点；历史局限
【作者单位】陈世英,阿坝师范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从漫长的编纂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少有源于单纯学术目的的编纂,大都属于带有较强政治动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孔子编纂的《六经》,还是刘向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无论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还是贺长龄与魏源合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些都寄托了编者的政治理想和经世意图.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大特色,但仅以此论断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还远远不够.毕竟档案文献编纂是一项极为专业化的学术工作,其自身带有鲜明的特色.虽言特色,但亦非毫无缺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透露出其独特性所包裹的不足和局限.
一、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分析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朝各代传世的正史皆是史官（学者）根据前朝遗留档案和民间传说编著而成.因此,煌煌之《二十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視为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除了这些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中国还有不少档案和史料汇编而成的典籍,比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除有关政事的档案和史料编纂外,中国还有典章制度和诏令的汇编,比如《通典》《文献通考》《唐大诏令集》《元典章》《三朝北盟会编》《唐会要》《秦会要》《通鉴纪事本末》《大清会典》《明实录》等.通过分析这些档案文献的编纂,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
1.重视文献和档案的考证
中国古代任何文献与档案的编纂大都是为了实现鉴古知今的目的,因此保证所鉴之“古”的真实性才能让“资治”今人的效果更加显著.从普通的认知规律来看,人们更愿意相信真实准确的事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只有保证编纂对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才能确保编纂成果的使用者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和信息.同时,这也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考证档案和文献的真伪.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虽然是为了回答子张求禄的问题,但其实也可视为编纂规则.也就是说,无论对待什么材料,首先要区分可疑与不可疑之处,其次则通过多方求证可疑之处,再者对不可疑之处也得保持必要的谨慎.这种编纂思想其实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与档案编纂文化之中.汉代的著名学者、文献专家刘向也曾提出“校出脱简,订证伪文”,这一说法无疑在强调文献真伪考证对文献与档案的编纂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范晔、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诸位大家都无不强调文献的真伪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在材料选取上,他们都坚持“慎取”“择善”的态度与原则.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范晔利用了实录、起居注等相关材料佐证史料的真伪.而司马光则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制定了“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工作原则,以保证取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第一大特性就是重视考证,确保记录的真实性.
2.编纂原则、方法与体例始终保持发展和完善的态势
在编纂原则上,古代编纂工作者提出了史料与史学著作区分的原则.刘知几就曾提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说法,他在《史通》中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订,归后来之笔”[1].不难明白,“当时之简”应为史料,而“后来之笔”则为史书,或曰历史著作[2].此时,刘氏已有区分史料与史学著作的编纂主张,并提出史料——“当时之简”的分类以及“博采善择”的取用原则[3].在此基础上,章学诚也提出将历史书籍分为“比次之书”和“著述”两类.所谓“比次之书”,即史料、档案,也就是“后人对前人留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编排之书”；而“著述”就是作者自述之书籍.两者虽有区别,却并不互斥,“比次之书”是“著述”的基础,而“著述”就是“比次之书”的创造性利用[4].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编纂原则对档案文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谨慎态度,从无差别对待所有文献到后来愈加精细的文献分类,这种不断进化的编纂精神体现在编纂方法上,每个时代的编纂工作者都针对各自问题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编纂方法.
据张舜徽先生的考察,在刘氏父子校书之前,古书的版本不同,来源各异,书名不定,章节不分,篇章次序混乱,且错字较多.针对这种情况,刘向父子提出“收异本、削重文、校误脱、定篇名、除异名、做叙录”等一系列编纂方法,大大改善了当时档案文献的混乱局面.同样,司马光为了应对编年体例的需要,提出了“从目未成,不可蘧然作长编”的编纂大原则,再确定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具体编纂方法.新的编纂方法有时也是为了照顾文献体例,同样,体例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编纂需要而确立的.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体例之完善是其他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早在汉代,刘向父子就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确定书名、增设目录、整理结构,唐代的刘知几则用“书体”的方式解决了叙议之间的矛盾,宋代的赵汝愚又以附录和附注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编纂体例[5].
3.具有浓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点
孕育于历史中的事物终究要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所以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然反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6].在中国漫长的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中,中国古代“人本”与“君本”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之中.“人本”文化是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主流.殷周之际,中国古代文化开始了人文觉醒,从“巫觋的神圣文化”转向“人本的世俗文化”,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殷商之后档案文献的编纂与传承之中.殷商之前的文字多以卜辞为主,专事记录神鬼之事,而殷商之后文字以史官记事为主,如“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记之事乃人世之事.由此,一个极为合理的推论便是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原则以人为本,让“人们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开始取代神而成为社会的主宰”[7].而且这种特色也一直保持在中国古代编纂文化之中.这一说法的论据无须过多费心搜罗,仅需留意中国古代无比发达的史书编纂系统和漫长且始终不断的史书编纂历史.
历史局限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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