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商鞅变法中分户新政》：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商鞅变法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只有解放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并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这或许是商鞅强力推行《分户令》的初衷.
战国中叶的秦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在忙着搬家.
以前特别讨厌“分家”二字的爸爸们,竟然主动帮着儿子们清点家产,能分就分,让他们另立门户,远走高飞.大家长突然变得这么开明,让很多年轻人颇不适应.
跟关东六国不同,这个诸侯国曾拥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逐渐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小家庭.四五口人,同吃同住,少了热闹,多了清静.
这一切,都源于左庶长商鞅主持的一项名为“分户令”的新政.它以税收和行政的双重措施,撬动了秦国的社会结构,使风俗习惯和顶层设计发生了深刻变化.
拆散大家庭
长期以来,秦国和东方六国一样,都盛行大家庭制.按照西周以来通行的宗法制度,因血缘亲属关系融为一体的宗族集团,具有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成员之间依存度高等特点.在这个集团里,所有财产由大家长（族长）掌控.他既要当好领导,公正合理地支配财产资源;也要当好防火墙,照顾好下属,隐匿和庇护剩余劳动力.
大家长就是宗族一把手,赏罚皆由其出,俨然一方豪强.宗族高墙掩藏着的,不免有“奸人”和“奸情”,以及剩余劳动力和耕地资源.因此,大家长及其宗族权力,成为国君扩权、富国强兵的重要障碍.
除了政治上的羁绊,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大问题.随着铁器牛耕进入农业领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大家族共同完成的经济活动,个体小家庭亦能独立承担.宗族成员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免费搭车”均分劳动收益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对每个宗族成员的生产积极性都会有所挫伤.
在当时条件下,最佳解决方案就是拆散大宗族、放权小家庭,以释放更多劳动力开荒种田和征发徭役,达到“尽地力之教”和增加兵源的目的.他相信,只有解放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才能算真正解放了生产力,并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这或许才是商鞅强力推行《分户令》的真正初衷.
正解“分户令”
秦孝公三年（前359年）,秦国第一次出台“分户令”.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项无法接受的法令.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被张守节《史记正义》解读为“民有二男不另为活者,一人出两课”.意思是说,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税.
《商君书·垦令》记载,这次改革是要对“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的富贵人家,“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换用今天的话,就是通过惩罚性的加倍征税政策,促使秦人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强行拆散为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
其实,家有两口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情况依旧大有人在,或许根本不惧什么“倍其赋”的惩罚性措施.在亲情与赋税面前,不少家资殷实者权衡利弊,依旧坚信大家庭的魅力,宁可多交一份赋税,也不愿分家.《史记》记载,当时秦人“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甚多,跟第一次“分户令”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商鞅看到了秦国宗法旧俗的顽固.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出台更严厉的法令堵漏洞.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主持颁行了“分户令2.0版”.它的表述更加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也就是说,父子兄弟,只要住在同一间屋,就算违法.
与1.0版相比,2.0版基本放弃了经济手段,转而采取行政措施.承认大家庭存在的合法性,不再强行拆散,但严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全覆盖、无死角、一刀切,法令面前一律平等,金钱不能买妥协,加税不能买例外.
“倍其赋”没了,但秦国财政收入却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既然父子兄弟不能同室而居,就必须认真分家.这些大家庭中析出的闲散劳动力,组成了更多小家庭,使给官府带来的赋税收益,远比“倍其赋”要多.显然,商鞅既得了实惠,又为秦国塑造了一大批个体小农,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小单元.考古学家在秦汉栎阳城遗址内首次确认发现了“商鞅变法”的发生地“秦都”栎阳.
配套改革及红利
商鞅得罪了许多秦人,最终车裂而死.不过,“分户令”却被秦国继承下来,改变了这个西陲小国的命运.
《云梦秦简》显示,秦国实行授田制,户均可获百亩耕地,可以长期耕种.明清时期,许多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一直在争取的“永佃权”,也不过如此.二男以上的家庭如果分立门户,则各自获田百亩.由此,劳动力得到挖潜,成为国家佃农;自立门户者获得土地,收入预期稳定,生产积极性提高;垦荒倒逼牛耕普及,有助于加快经济开发.
然而,实现这些红利的前提,是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能按照国家的指挥棒老实种地,接受国家监管,而不是从事非农产业.为此,商鞅又推出了一批配合措施,帮助“分户令”发挥积极作用.
按照商鞅的设计,“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小家庭致力于耕种纺织,产出多者可免徭役,以此来鼓励更多人投身农业生产,开发资源,增加积累.另一方面,对于只从商,以及寄生于大家庭而致“贫”者,全家老小都要没为奴婢.如此“重农抑商”,便把大家庭推到了风口浪尖的险境.
在两次颁布“分户令”的同时,商鞅系统整理全国户籍,健全了一整套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先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而后“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垂”,“初为县,有秩吏”.推行国家任免长官的县制,在基层社会编制户籍和实行连坐,实现社会管理由宗法凝聚向行政凝聚、经济凝聚的转型.由此,商鞅才可能全面掌握全国的户籍情况,其“分户令”才可能在各级官僚机构的强力督办下,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长期以来,秦国深受戎狄文化影响,坚持“数世同堂”和“男女同室”的旧俗.战国史学者杨宽认为,“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是为了革除残余的戎狄风俗,而代之以中原的文明风尚和习俗”.“分户令”有助于建立“天下风俗齐同”的社会秩序.
“分户令”规定,即便父母健在,儿子也可依法获得一份家产,这就改变了秦国以往只有嫡长子才有權继承家产的现状,法定继承由一子独享变为诸子均分,实现了财产继承权的重大改革.西汉学者贾谊批评商鞅变法后,“秦俗日败”,“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儿子和儿媳对父母的无礼,从另一侧面看,正是分家后儿子儿媳经济独立的外在表现.
尽管商鞅的变法屡受指摘,但他对自己的政绩还是颇为自豪：“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变法亮点多多,但他单独拿出“分户令”来自我标榜,可见这项改革的意义非同寻常.秦国的强国之梦,从这一刻起,距离实现之日越来越近了.
商鞅变法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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