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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儒”和“道”是中国美学的文化基因,儒家美学强调的是现实的人文关怀,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道家美学具有一种超越飘逸的“妙”的情感体验,蕴含着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文学价值取向都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大文学和艺术看作是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关键词：美学 昭通文学 创作
“儒”和“道”是中国美学的文化基因,儒家美学强调的是现实的人文关怀,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道家美学具有一种超越飘逸的“妙”的情感体验,蕴含着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文学价值取向都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大文学和艺术看作是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把文艺同个人的情感抒发联系起来；《礼记·乐记》中也指出“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1]（p231）把文学作品看成人内心感受的自然流溢.到了汉代,司马迁强调“发愤著书”；唐代李白说“哀怨起骚人”；宋代韩愈强调“不平则鸣”,这一脉相承的传统都是强调文艺是作家自己最深切最真挚情感、最血泪心声的表达.回顾昭通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那种强调对苦难的体认和超越,对人间深层次关切的风格,一直以来影响着昭通文化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民众性格和价值理念.可以得出儒和道的美学精神在昭通作家的人格构成和思维积淀上依然非常丰厚,同时还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以夏天敏、雷平阳为首的昭通作家群的创作,深刻盛同的忧患意识和对苦难的体认和超越,使得昭通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了独具的审美特征.
一.具有忧患意识的审美创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忧患意识,“做《易》者,其有忧患乎?”[2]（p18）（《易传·系辞下》）这种忧患是超越具体事物的,是一种基本的生命体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种代表汝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忧患意识,给昭通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忧伤、惆怅的基调.具体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是一种没有“不朽”意义的生命之忧,是深刻、沉痛的生命感怀.夏天敏曾说的那样：“沉痛永远是我创作的一个主题.”再从中国古代传统文艺理论来看,作家文化人格和思维的形成来源于其成长的文化环境.正如昭通作家一样,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190年代关于昭通作家群最简明额要的说法,是指在昭通出生,祖籍是昭通和在昭通工作和生活的写作者.他们创作的作品始终和昭通人民和昭通土地血脉相连,在情感上始终保持着来自对底层人民的认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从这块最评级的土地最普通的民众身上找到勇者的力量和博大的情感道德准则.因为只有立足于这一具有历史感的厚实基础上的创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昭通本土文学作品.如夏天《好大一对羊》,吕翼的《土脉》.孙世祥《神使》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作家们以饱受爱和痛的深情来写昭通人的生存艰难、触目惊心的贫困以及贫困造成的精神病态,但这种深情并没有像火山一样喷发出炽热的火焰,而是净化、升华为一种哀痛的反思和价值的判断.在夏天敏的作品,《皇木滑竿》中,讲述的是陈滑竿和谢长脚这两位靠抬滑竿为生的底层民众对滑竿那份深情.这不仅因为皇木滑竿曾经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对民间文化的认同不仅仅是体现于民间*来评判人物的行为,张扬人物蓬勃,粗野的生命力；更是以抬竿人的变化来体现作者对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人性沦落的忧郁和悲痛之情.
其次,昭通作家对生命的忧患感,作为创作的一个主导性基因,一直都生存在昭通诗人的诗心之中,特别是诗人雷平阳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歌,既包含着诗人对故乡的眷恋,也包含着极度的迷恋和崇敬中夹杂的怅惘、无奈和深深的忧郁之情.所以诗人雷平阳动情的写下了这首《亲人》“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城市我都不爱等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蜜蜂等我只会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3]（p118）
这种看似偏狭的选择中,实际包含着诗人对天地无限、人生有限的生命感怀,亲切沉痛,旷达厚朴,让人穿越千年,仿佛把全世界都汇集在一个诗心之中,一夜之间吟尽了生命的忧患.再看这首惊心动魄的《战栗》：“那个躲在玻璃后面数钱的人,她是我乡下的穷亲戚等为了生活,她几乎把自己榨干,为了生活,她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谋得在城市的一席之地,嘘,好心人啊,请别惊动她,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在战栗等”[4]（p201）
这是诗人在审视现代工业文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以形象的方式所进行的批判.然而,昭通诗歌之妙并不仅仅在于将人生谱写成一曲哀歌,使人人都借诗歌为人生一哭,而在于借有限的景物和具体的情感体验,抒发对这片眷恋土地的生命体验.正因为有这么多依然守着心灵净土的人存在,所以作者有理由相信,在昭通这片土地上,物欲是永远也无法替代真正的精神追求的,这也是昭通诗人诗歌精神之所在.
二、苦难的审美体认和超越
中国的美学精神是一种强调内在超越的思维方式,始终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就是这种物我皆相通、皆相和谐的“太和”境界,故曰,“大乐和天地同和”,强调一种内省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又只有内省的情感体验才能确证.从儒道互补的格局来看,由于他们的*原则是天下之通则,所以,“有形者莫不有情,有情者莫不相感,相感者莫不相通,相通者莫不和谐”.在这种传统的创作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使得昭通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更容易走向对苦难的超越之路.其实,苦难意识是作家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解放和对人的自身存在价值的追寻,意味着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同情和爱,而对苦难的超越则有力地抗拒着精神的颓废和沉沦,表明着自我救赎的灵魂升华.吕翼在他的小说《村庄的喊叫》中塑造的纳加,不但一次次的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苦役,而且还隐忍和品味着苦难,他说：“我们的的确确面对和迎受的是苦难,但正因为我们能够直面苦难,从而使我们变得伟大”.[5]（p10）这里面确乎蕴含着一种沉郁的自审意识,苦难的强化使人们永远不会放弃对人类命运和困境的思考.它总是将人物置于灵魂的残酷搏斗中进行拷问,最终经过痛苦砥砺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超脱.又如昭通作家夏吟的《巾帼乌蒙——昭通历史上的杰出女性》虽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形成不同的性格差异,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集中起来则突出其忍耐、坚韧、无私、奉獻等品质.她们健康,美丽,多情,充满活力,追求自由的天性,当国家、社会处于大难临头,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她们往往所表达出的思想既有比男子更重要的功能,显示出了昭通女性自由奔放的形象,呈现出一种开放自由的气度.在充满了历史感的叙述之中,充斥了大量的地方民族经历、民族情绪和情感元素,配合作者大量主观感觉的描写,使得语言汪洋恣肆,无拘无束.使得她们的生命犹如一直在无限世界里 燃烧的蜡烛,在世界照亮的一瞬间就化为灰烬,自身也在这火焰中凤凰涅磐.这是一群为自我的无限理想而生的人,因此,她们的人生是悲剧式的人生,并也因此而伟大.昭通作家群对苦难的独具匠心的体认,使得昭通文学因创造自由精神的理想境界而伟大；完美而无限的境界给了我们安慰和希望,构成了昭通人不可欠缺的精神需求.
三、结语
文化传统对昭通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话题,昭通文学历来以恢宏恣肆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品格,既保有儒家积极入世的历史使命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有保有黄老道学主张出世的豁达和洒脱.因此,认识、理解、发掘传统文化对昭通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既是当代需要的使然,同时更将对推进昭通文学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础基.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4]雷平阳《雷平阳诗集》[M].云南：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5]王彬彬.成为好作家的条件[J].文艺争鸣,2017（10）
该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青年项目《昭通作家群乡土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题号：QN2016039；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乡土小说创作研究》,类型：基础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ZZX231
（作者介绍：张伟,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昭通文学创作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美学视角下昭通文学创作为关于昭通文学创作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学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